一 汉语史的研究，现当代主要有四种理论模式。虽然其中只有一种是涵盖基本词汇、语法结构和语音结构的，其余的主要是针对汉语语音史，然而建立在某种语史观之上的理论模式，即使仅从某一语言要素切入，也必然以种种方式涉及到其他语言要素，从而牵动整个语言史。从这一意义上而论，汉语语音史的理论模式也就是汉语语言史的研究模式。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建立的直线型模式，或称之为“高本汉传统”。深受欧洲十九世纪“单线进化论”思潮熏陶的高本汉，他认为汉语发展从上古到中古，到现代方言是一直线的，由周秦古音演变为《切韵》音系，又由《切韵》音系分化为现代汉语各方言。他的中国古音重建就是以中古音构拟为枢纽，由之上推周秦、下接现代方言，由此出现了汉语演变史的那种“蛇吞青蛙的隆腹现象”。其症结是把《切韵》音系曲解为单一音系，一方面认为《切韵》是中古的长安（或洛阳）话，另一方面又认为现有所有汉语方言都是《切韵》的子语，因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两难局面。再由《切韵》音系上溯至《诗经》音系，则形成了从上古到中古由简而繁的分化过程；下推方言，则形成了从中古到现代由繁而简的归并过程。这种汉语音系演变简—繁—简的橄榄状态完全不符合语言发展的实际状态，因为它抽去了横向的空间差异，企图以一维的纵向时间差异贯穿方（语）言分歧的复杂现象，从而曲解了汉语言发展史。高本汉的直线型模式，是用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谱系树理论硬性框范东亚语言，用语言分化论处理中古汉语与近代汉语各方言关系的结果。直线型语史观的基础是“一元扩散论”的文化史观。这一此模式隐含的“汉文化中心论”满足了人们的潜在民族情结，并且因简单化而便于研究时操作，而得到了中国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同，尽管有所调整，但基本模式未变。 高本汉模式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受到批评，新的模式随之产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教授、 美籍华人学者张琨 KunChang，从时空二维研究汉语语音史，强调南北方言差异， 建立了差异型理论模式。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切韵〉的综合性质》、《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汉语音韵史中的方言差异》与《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其高足张贤豹先生以为：“张琨教授夫妇（1972年）合著的《古汉语韵母系统与〈切韵〉》是20世纪初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问世以来最值得重视的汉语音韵史著作。1972年是汉语音韵学的分水岭，1972年以前是高本汉时代，1972年以后是张琨时代。”张琨重申《切韵》是一部具有综合性质的韵书，代表的是公元601 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由此可以投影出原始汉语系统。他批判道，把原始汉语设想为一个语言，后来才分裂为方言群——如先分裂成原始吴语、原始闽语等等，然后再分裂为各个方言——这是荒谬的假设。方言差异无疑是自古而然的现象，早期的汉语方言必定比今天更复杂。由于语言接触机会增多，方言才越来越加感受到标准语统一的影响力。因此，所谓汉语的原始系统，不是一个历史上的语言，而是一个假想的对立系统，这是为了用最简单、最合语言实际的办法来解释已知的历史文献上的记录。不仅现在的方言差异是南北方言平行发展的结果，而且文学语言基础也有南北之异。周秦、汉代的文学语言基础是北方方言，而齐梁时代是南方方言，唐宋以降复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与高本汉的时间一维语史观相比，张琨的南北差异、方言分歧的时空二维观较切合汉语实际。但一些问题尚须深入探讨。何为古代北方方言，何为古代南方方言？南方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北方方言又如何变化？齐梁的南方方言（文学语言基础）是江南吴语，还是南迁中原汉语的南方化？唐宋元与明清的文学语言基础——北方方言是否有地区之异？中原正音、江淮官话、燕代方言与唐宋以降的文学语言基础各有什么关系？先秦的文学语言基础是北方方言，是否意味着《诗经》音系与《楚辞》音系同为一种？如果以为把原始汉语设想为一个语言是荒谬的假设，又如何认定早期的一些语言是汉语方言？原始汉语又从何而来？原始闽语、吴越语、楚湘语等与原始华夏汉语是同一语言还是不同语言？中国古代的“方言”概念与西欧的“方言”概念有何异同？凡此种种，只有结合考古文化系统及相关史料，只有把华夏汉语的形成与延伸置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持久冲突交融的历史背景上审视，才有希望解决。差异型模式虽然较直线型模式有所进步，但仍然未摆脱狭隘的文明一元分化论，对中华大地上区域文明的复杂性把握不足，因此，在文化史观上与高本汉尚无根本性区别。 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计划”研究中的一些学者，批评了高本汉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现代方言为研究古代汉语的基础， 而不必参考古文献记录的证据， 而被称为“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 hypothesie。他们的操作程序是，首先为每一种单独的方言群分别构拟出它们的原始语，如原始官话、原始粤语、原始吴语和原始闽语等，由此再构拟一个全面的原始汉语。构拟出来的原始汉语，不象一个统一的、一致的语言，而是带有内部变异的若干种历时系统。这种方式估且称之为方言逆推模式。这一派主要学者及研究成果有：华盛顿大学教授罗杰瑞Jerry L.Norman的《原始闽语的声母》（1974）和《原始闽语的韵母》（1981），耶鲁大学教授司徒修Hugh M.Stimson的《汉语原始北方话的研究：北京话的阴平调》（1969），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贝乐得William L.Ballard的《原始汉语：塞擦音初探》（1968）和《原始湘语及其他》（1970），华盛顿大学教授美籍华人余霭芹Anne Y.Hashimoto的《原始粤语的辅音和复辅音》（1970），乔治敦大学教授美籍华人杨福绵的《原始汉语的前缀* s—》（1975）， 还有欧柯诺Kevin A.O'connor的《原始客家话》（1976）。“普林斯顿学派”这一名词已经成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即“有兴趣以现代方言资料为基础进行构拟的汉学家”。关于普林斯顿假说，牵涉到如下问题：（一）、现代方言区内部的差异度。各大方言区内次方言或土语群之间可用于比较的差异度各不相同。豫燕语（不包括晋语、江淮语的北方话）内部较为一致，可比性不高，闽语有“十里不同音”之说，内部差异性较大，可比性较高。语言内部的差异度决定可比性，而可比性与构拟结果的复原度有着一定的制约关系。（二）、现代方言的存古度。换而言之，依据现代方言为基础构拟出来的早期语言，约当于什么年代的汉语言面貌。如抛开文献记录，一味依赖活语言构拟，其年代则无从确定。若以传统的中古音系为参照物，各方言的存古度是不同的。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所论南方几大方言形成的历史层次，吴、湘语是第一层次，粤语是第二层次，闽语是第三层次，客赣语是第四层次，这是依据分化论从发生学角度所做的假定。有证据表明，南方方言原来是非汉语言，由于汉文化与汉语的扩展才使土著语演变为汉语方言，因此这些方言中有可能残存土著语的底层成分。撇开这些非汉底层成分，由于影响的年代不同及方言演变的差异，闽语、粤语、吴语、湘语、客家话、徽语、赣语、江淮语、晋语、豫燕语各自的存古度大致呈递减状态。若以现代闽语为基础构拟出来的早期闽语可能约当于中古以前的汉语言，若以现代江淮语为基础构拟出来的早期语言可能约当于宋元明之间的不语言，但若以现代狭义北方话为基础构拟出来的早期“豫燕语”则只能约当于元明以后的汉语言。可见，依据现代各方言构拟出来的早期方言并不处于同一语史平面上，也就为继而逆推原始汉语带来极大困难。（三）、南方、北方语言的同源性。根据考古文化，中华大地上在新石器时代没有单一的原始母文化，这就表明没有相应的单一的原始母语，人种体质类型的差异及演变、历史文献的记载也支持着这一观点。与西欧的同一语言仅在某个别音素上有所差别的（如古希腊方言）不同，中国周秦汉时代的“方言”即邦言，是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音素的差别，而是词汇的不同、语法结构的不同，因而中国最早的方言学著作杨雄的《方言》表现为词语的网罗，而“转语”则是不同邦言之间借词引起的结果。现代汉语的几大方言的形成是秦汉以后华夏文明与语言对周边不同的文明与语言逐步扩散且同化程度各别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华夏汉语也受到周边语言的浸染而发生了巨烈的嬗变。普林斯顿学派试图以不平行的早期方言为基础，逆推出原始汉语，其结果还是个谜。虽然他们使用的材料及操作方法与高本汉大不相同，但立论的语史观还是相当一致。因而，高本汉曾经有过利用方言直接构拟早期汉语的设想，也就不足为奇了。显而易见，利用现代方言为基础构拟早期汉语的逆向推溯模式，是对一味依赖文献、仅将方言作为构拟音值参考的高本汉传统的反动与挑战，但是全然抛开历史文献，将汉语的演变发展与没有文献的语言的演变发展等同视之，不仅不能恰当地重建历史汉语，而且构拟会不着边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