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北美洲某些地方与某些部落的印第安人，使用相当原始的文字来表词达义。虽然不同地方和不同部落的印第安人对文字的写法、用法不尽一致，但从性质来看，北美印第安人使用的文字，一般均可归入文字史上的早期文字（或称初期文字、原始文字或图画文字）之类。 历来的文字学研究者，往往对中南美洲的马亚、阿兹忒克等民族的古文字的破译与研究投入了极多的力量，而对于距今时代较近但性质更为原始的北美印第安早期文字却较少注意。然而，倘若我们站在文字发生史和文字发展史的角度上，又带着比较文字学的目光去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印第安人的原始文字，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对于早期文字的发生、早期文字的性质和早期文字向字词——意音文字的过渡等一系列文字学上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我国和世界的文字学者，对于文字的发生尤其是文字的渊源物和文字的发生过程问题，众说纷纭，至今尚未有定论。本文拟就北美印第安文字的一些例证出发，就有关文字渊源和文字发生过程中的符号的地位问题进行讨论。由于北美印第安文字的原始性格，以这种文字为出发点去讨论文字起源，必定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发。 二、对于早期文字来源的种种看法 关于“早期文字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尽管文字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但时至今日，否定图画为文字来源（至少是来源之一）的，几乎是没有了。然而，各家看法中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一些学者认为图画是文字的唯一源泉，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除图画文字外还有其他的源泉。 持文字仅来自图画的“一元论”说者，当以梁东汉先生为代表。梁先生在他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一书中，主张图画是文字的唯一源泉，余者皆非。〔1〕除梁先生外，还有不少学者亦主此说， 恕不在此一一列举。 唐兰先生似乎是从一元论转向二元论的。在他在30年代所写的《古文字学导论》中持“文字的起源是图画”〔2〕的观点。然而到他40 年代所写的《中国文字学》中，他却指出：“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3〕 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为指事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4〕看来， 郭先生的二元论似与唐先生有所区别。不过从郭先生上面的话推测，很可能郭、唐二氏的观点在实质上十分相近，这是由于郭氏既然主张指事系统为文字的一源且比象形系统产生更早，则文字必有图画之外的其他源泉，因为按常理来说，以一群指事字构成的一个原始文字系统，不大可能直接来自图画。 伊斯特林先生亦主二元论。他认为“第二个（在原始艺术之外）形成原始文字的源泉是各种非书写的、‘实物的’传达信息的方法。”〔5〕伊氏还指出这些“方法”包括某些符号如假定符号和记忆符号。〔6〕 汪宁生先生提出“文字是由三类记事方法（即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笔者按）引导出来的，而不是仅仅起源于图画。”〔7〕事实上，汪先生的三元论与伊氏的观点十分相似，因为伊氏所论及的“方法”中亦包括汪氏所论的“物件记事”。显然，汪先生的三元论亦认为图画并非文字的唯一源泉。 从上面胪列的各家说法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位主张二元论或三元论的学者，都提到了符号是文字的源泉之一。因此，如若我们可以判定符号确系文字的一个源泉，那么一元论便不攻自破了。以下，我们将对印第安文字中的符号的存在及其来源作一些讨论。在此项说明的是：广义地说，文字即是一个符号系统。而我们在下文中将提及的符号，一类是狭义上的，是指文字形成之前或进入文字之前人们用以记事的符号，如路标、结绳、非文字的刻划符号等等。另一类我们将要提到的符号，则是指文字中存在的指示性符号、抽象符号、连结符号等，这是从作为文字的意义上出发的符号。依据以上说明，读者将不难辨别下文中各处出现的“符号”的意义。 三、符号是文字的来源之一 如上文所述及，由于北美印第安文字是一种带有相当强的原始性格的文字，所以从一些印第安文字的构成中，可以发现关于早期文字来源的蛛丝马迹。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印第安文字中有许多指事字。如著名的印第安酋长华布其的墓志铭（见[图一]〔8〕中，有一些实线与虚线。 尽管各家对这一墓志铭意义的考释不尽相同，用三条实线记录的“三”、七条实线记录的“七”和用九条实线记录的“九”，以及用两条垂直的长虚线记录的“二”，显然是表示“七”、“九”和“二”的三个指事字。又如，印第安人用×表示“第四”，用×表示“第一次伤敌”，〔10〕这二字亦当为指事字。至少后一字很难被看作是图画进入文字之后的进一步抽象。支持这一想法的是一些可以被视为早期文字的契刻。如[图二]〔11〕所示为我国傈僳族的传统木刻。据李家瑞先生释，它所记录的语言为：“来的三个人，月亮圆时和我们会面了，现在送上大、中、小三包土物，分别送给大、中、小三位领导。”〔12〕这些文字，除○（月亮圆）可视作早期象形字外，×，
均为指事字。很难设想要傈僳族更早期的契刻中这三个字曾用象形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