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语言融合是语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确地认识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发展关系、融合关系和融合方式，是国家对参加制定国家语言政策者和贯彻国家语言政策的民族语文工作者、民族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语言是怎样融合的，语言融合采用什么方式，语言融合的结果是什么，语言融合的涵义是什么？当今世界语言学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所以很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语言是怎样融合的，语言融合的结果是什么，它与语言的本质特征、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直接联系着。所以，要正确地认识语言的融合，首先必须对语言的本质特征、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1950年苏联语言学界曾进行过一次大辩论。同年6月20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著作，批判了Н.Я.马尔（1864—1934）的语言是上层建筑，语言有阶级性，语言可以突变，语言融合和发展进程是爆发式的等错误观点。这本著作的发表，不但对当时苏联语言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就苏联来说，斯大林把当时苏联语言学从马尔的错误观点束缚中解脱出来，促进了苏联语言学的健康发展；就我国来说，斯大林这一著作发表在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正当我国语言学界正要开始学习马尔及其追随者们的语言“新学说”和正要着手制定我国的语言政策（包括民族语文政策），进行汉字改革，确立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时候，斯大林批判了“新学说”，并提出了一整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观，使我们提高了对语言本质特征的认识，避免了受“新学说”的迷惑，走上弯路。可以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观，对我国语言学界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尤其是其中的：语言既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语言不是阶级性的，而是全民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语），又是社会斗争的工具；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马克思语）；统一的民族语言是高级形式，方言是低级形式，低级形式必须服从于高级形式（民族共同语）；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语言不能突变，语言从旧的质到新的质的过渡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几年中就得出结果的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行动，语言的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漫长的过程，因此这里谈不上任何的爆发……等论点〔1〕， 几乎已成为我国语言学界认识语言和我们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语言观来制定我们国家的语言政策，正确处理我国少数民族语文与汉语文之间的使用和发展关系的主要理论依据。 但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所提出的观点不都是完全正确的，有的是有片面性的。例如，其中提到的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只能是一胜一负，一种继续使用，一种消亡，不能得出第三种语言的论断，就有片面性，就难以为世界语言学者所接受。我认为语言融合不仅仅有一种一胜一负的语言转用方式，而且还有语言的溶合和混合方式。即不仅指不同民族语言之间或同一民族语言内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经过长期的接触、交互使用、并行并用，以至于最后其中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或方言），改用另一种民族语言或本民族标准语的语言（或方言）转用方式；而且还应该包括某种语言因长期吸收某些不同语言的语言成分，受到深刻的影响而演变为另一种语言，或采用大量缩减某种语言词汇加上少量的本族语词杂凑构成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混合方式；包括某些语言逐渐接近某种语言和某些方言逐渐接近本民族标准语，逐渐溶合为一体的溶合方式。所以，语言融合的涵义可以概括为：不同语言（或方言）的转用、溶合和不同语言的混合。以下谈谈我的认识。 一、语言的转用和溶合 斯大林说，语言“融合的时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衰亡。”〔2〕这是符合语言融合的通常情况的。但如果认为只有这种融合方式，没有其他融合方式，则是片面的。因为斯大林指出的这种语言融合手段，只是语言融合的主要方式，而不是语言融合的唯一方式。实际上，这种融合只是语言数量上的减少（一种消亡，一种胜利），语言使用上的统一，而不是不同语言成分上的融合。虽然，胜利的语言会从消亡的语言中吸收一些有益的成分以丰富自己，但吸收进来的成分（如借词）毕竟是有限的，它不足以影响胜利的语言的整体结构。即使胜利的语言中有的会混杂着一些当地语言转用者的原先母语（消亡的语言）的特殊成分，甚至有些特殊成分足以构成胜利的语言的一个土语（例如甘肃西部、青海东部交界地区的一些汉语土语），但这种土语是胜利的语言的变体，而不是消亡的语言的化身。因为无论从这种土语的整体结构、内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来看，它都属于胜利的语言。所以，斯大林所说的这种一胜一负的语言融合，实际上是语言的转用（或叫“改用”、“换用”），是语言融合的广义，而不是语言融合的狭义。 语言的转用不仅出现于不同语言之间，而且还出现于某些方言差别大的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标准语）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