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是鼎盛的时代，在思想发展中上亦是很值得一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虽不及先秦时代思想活跃，但却出现了不少思想大家。 在修辞哲学思想的发展方面，亦复如此。先秦时代修辞哲学家们曾经探讨过的“质”与“文”的关系问题、修辞的准则问题、题旨与情境的问题、修辞的鉴赏观问题、辞格论的问题等等，这一时期的修辞哲学家们继续进行了探讨，而且多有所发展，如董仲舒、王充等人之论“质”与“文”的关系问题，明显超越了先秦贤哲，这也体现了思想发展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特点。至于先秦时代修辞哲学家所未及的问题，如“情”与“辞”的关系问题，两汉时代已有不少修辞哲学家已经论述到了，而且不少见解还比较深刻。下面我们就对两汉时代中国修辞哲学的发展略作论述，以见其梗概。 一、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刘向的见解 “辞不可不修”的修辞哲学观，在先秦时代孔子等人已作了强调，但表述得还有些朦胧，不够明朗。到了西汉末年的刘向，这一观点才被十分明确的提了出来，进而成为汉儒修辞哲学的总观点、总宣言。 刘向生活于西汉末年，耳濡目染了汉武帝以来铺张扬厉的汉大赋的修辞作风，亦曾亲眼目睹了汉初以来政论散文那种战国雄辩文风；同时，作为历史学家，他更深悉先秦时代善于言辞在政治上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在总结先秦和汉初许多社会活动家因善于言辞而获致的巨大成就的经验时，情不自禁地便将修辞的作用大大夸大了： 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面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暴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1〕 虽说刘向的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从历史与当时的现实来看，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其“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的修辞哲学观还是深为汉人所接受的，事实上也确成了许多作家以及论辩家的修辞指导思想。而且，这一修辞哲学观后来也成了历代许多修辞学家的共识。 二、“文质彬彬”与“至言不文”的争锋 汉代前期，特别是文帝、景帝时候，黄老思想是其统治思想。到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独行天下。正因为如此，有汉一代的思想哲学只不过是儒道两家的抗争，修辞哲学思想亦只是儒家的“文质彬彬”论与道家的“至言不文”论的争锋而已。 关于儒家的“文质彬彬”的修辞哲学观，有汉一代以董仲舒、扬雄、王符、王充四家最为有名，亦最有代表性。董仲舒是汉武帝时的大儒，被尊为“群儒首”。他的思想一方面是继承了孔子、孟子，另一方面亦有所发展，在文质关系的修辞哲学观上亦如斯。在其著作《春秋繁露·玉杯第二》有云： 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庐来”是也。有文不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实来”是也。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 认为“文”（物）是附丽于“质”（志）上的，“质”为主，“文”为次。当“质”、“文”不能“两备”时，当“宁质而无文”。这种见解，明显与孔子的观点有些差异了。但是，其整体哲学观则未变，因为他强调了“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的观点，还是“文”、“质”二元统一论。 西汉末年的扬雄，在“文质”观上与董仲舒大致相同。他也将“质”放在首位，认为“文”必须是“质”的外在表现，其价值才高。否则，“无质先文，失贞也。”〔2〕认为“重文轻质”是“羊质而虎皮〔3〕”，是“雕签之文徒费日也〔4〕”。指斥那些空有其表、无补于世的雕文琢彩是“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5〕”。但是， 扬雄又没有堕入道家“重质轻文”与法家“尚质反文”的泥潭，而是在充分强调“质”先行的前提下主张有“文”的： 玉不雕，玙璠不作器；典谟不作经。〔6〕 认为“言不文”是不能使“典谟”“作经”的，这正如“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一样。可见，扬雄是不反对“文”的，而是相当重视“文”的。 正因为扬雄有辩证的“文”、“质”二元观，所以他能对前人“文质彬彬”的修辞哲学思想作出更为明确的阐述和肯定： 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 所谓“实”，即言语文辞所欲表达的思想内容，亦就是“质”的概念；所谓“华”，即用以表达思想内容的言语文辞形态，但有美陋之别。由此可见，杨雄所说的“华实相副”亦即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董仲舒所说的“文质两备”之同义语耳，其修辞哲学观的一脉相承是昭然可见的。 除了以“华”、“实”的概念阐明“文质彬彬”的修辞哲学观外，扬雄亦曾以明确的“文”、“质”字眼重申过他的“文质彬彬”的哲学思想： 圣人，文质者也。车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声音以扬之，诗书以光之。笾豆不陈，玉帛不分，琴瑟不铿，钟鼓不去，则吾无见圣人矣。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