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我们从古代起一直到现在，一方面非常重视语言文字，一方面又忽视它的实际应用。我们的古典语言学是世界古典语言学三大发祥地之一（另两处是古希腊和古印度）。它一上来就是关于语言文字的研究，比如《尔雅》《释名》《方言》，后来称作文字训诂之学；据说孔老夫子办学分四科，其中之一就是言语科，《论语》中记载他谈到语言文字的地方也不少；再看书面记载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派代表办交涉，那些被派遣的大臣说话都非常机敏、锋利，还有许多“说客”，后来以至于产生了所谓纵横家，专门到处游说，但游说很不容易，致使韩非子专门写了《说难》这篇名文；还有当时所谓诸子百家互相论争，现在看到的记载，很多部分相当接近当时的口语，也都讲得非常好，很多话都成了格言，一直流传到现在。从这些史实可以推断，当时对语言非常重视，对语言教育也一定有一套办法，否则不可能会有那么多天才的语言学家，不经过学习就有那么高的语言能力。而语言的作用很大，所谓“一言足以兴邦，一言足以丧邦”。语言文字既如此重要，可是到了汉朝就出现了“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话。有些人说这是在发牢骚，也许有点这种成分，然而不全是。篆刻要求相当高的技术，还得有些设备，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不是所有识字的人都会。并且篆刻也很重要，大概从皇帝的玉玺到七品县令的小印，上边都会有篆刻，玉玺上还很可能刻一条龙。这样，对篆刻就不能太贬低，所以此后就不大提了，相反，“金石”至少和书、画等价了。但是，搞语言文字被说成是“雕虫小技”却成了社会上流行的一句俗语，一直到晚唐的诗人李贺，虽然年岁并不大，却也自嘲地说自己是“寻章摘句老雕虫”。于是乎“雕虫”就成了“咬文嚼字”“抠字眼”的代用语。不仅社会上不少人、其他行道的人这样看，就连搞语言文字之学的人也有不少这样看的。现在这种情况大大改善了，我们有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专门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机构，出版了《语言文字应用》——专门刊载探讨语言文字应用问题的刊物。这说明我们重视了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应用的重要性，需要研究。这非常令人可喜。但是，在高兴的同时，也不免使人有些感慨。本来语言文字从它出世之日起就是为了应用的。语言是组织社会生活、集体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同时又和人的思维发生密切的联系，思维要用语言作工具，同时也要用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从而也就成了教育的重要工具。早期的人类靠什么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呢？靠语言。人之所以成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万物之灵”，和他们有一个善于思维的大脑，有一种表达思维、交流思想的工具，有一个有利的教育工具是分不开的。有的学者认为动物也有语言，动物也会教育它们的下一代，比如老鸟教小鸟怎样筑巢，好些动物教给它们的下一代怎么咬人或者互相咬，等等。然而它们的教育手段没有一种能够和人类的语言相比，所以效果非常有限。至于它们究竟是否有语言，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想，如果说凡是具有某种交流信息的手段就叫有语言的话，那也确实不假，蚂蚁、蜜蜂都可以说有语言。一只蚂蚁或蜜蜂发现某处有很好的一大块食物或一大批很好的花，蚂蚁立刻会通知它的伙伴们一起来搬这块食物，蜜蜂会通知它的伙伴们一起到这里采花。至于鸟叫、动物叫，也都是在传递信息。但是，它们的这种手段比起人类用他们的完善的发音工具所形成的有声语言相差太远了。特别是当人类直立起来以后，视野扩大了，看见的东西、事物多起来了，同时由于直立，发音器官也更好用了，语言这种工具的功能就更大了。如果以此为内涵界说语言，那么从昆虫起就有的那种低级的传递信息的手段，就不能等同于人类的语言了。这是语言的界说问题，我们不介入这种论争，我们只谈人类的语言。至于文字，我们曾经很冒失地把它叫作人类“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它打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能够把信息传到远方，传给一代又一代的后代，使得人类生活多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极大地加快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试看人类有文字的历史不过五六千年，而这五六千年人类在文化、科学、教育、生产种种方面的发展，比有文字以前的若干万年不知快了多少倍。我们不能说人类今天的文明、文化统统是有了文字的结果，别的因素还有很多，但无论如何同文字的发明、使用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刚才说语言，现在还要加上文字，都是一种教育的工具。是教什么的工具呢？仅仅是教语言文字本身吗？不是。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请注意这个“一切”，包括些什么呢？就是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至于更高的科学、应用技术等。而学好这一切是为的什么呢？是为了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就是说，学好语文是学好这一切的基础，是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基础。很明显，虽然我们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开始得那么早，对它那么重视，但是对它的这种功能却一向是认识不足的，于是搞语言文字才成了“壮夫”不干的“小技”。不是吗？种地，在那种小农经济粗放经营的时代，就是靠老农的一些经验一代一代相传的。“月晕风，础润雨”，看看这些自然现象就能预知天气的变化。什么季节应当开始播种，什么时候需要施肥，施什么肥，施多少，等等，就凭老农的经验一代一代往下传，口头上说说就行了，怎么说法无所谓，完全用不着文字，也从来没有把农业（尽管我们从来是个农业国家）和语言文字联系起来。今天，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实行科学种田，和语言文字联系起来了吗？可以说部分地联系起来了，但还很不够。如果说我们现在还和古人那样彻底地没有把语言文字和生产联系起来，那不是事实，所以才把“科技兴农”说成“科教兴农”，以至于“科教兴国”。我们的一切工作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而发展经济要靠科教。既然把“教”拉进来了，不可避免地要把语言文字一起拉进来，因为“教”什么都用语言文字，它是根本。我们的最高级领导层，对这一点是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的。但是它是否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了呢？认为我说的家乡土话，我的文章写得不好，写几个错别字，这能妨碍发展经济吗？能妨碍盖高楼、建工厂吗？有这样认识的人很少了吗？换言之，对于语言文字应用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认识恐怕还相当不够。错别字就是错别字，可以敲锣打鼓来消灭它，可以把某个星期定为“消灭错别字周”，然而为什么要消灭它呢？对消灭它的意义很多人认识不足。光靠敲锣打鼓不行，就像消灭苍蝇、蚊虫一样，消灭一批又来一批，它们的孳生能力太强了。不去阻塞它们的孳生之源，等着它们孳生厉害了才去消灭它们，这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因此，要提倡重视语言文字的应用，首先要让全社会包括各级领导层认识语言文字的性质，认识语言文字应用所起的作用。而这种宣传我们做的是不够的。50年代做过，开了两个全国性的大会——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到60年代就见出了成效，可惜很快又被搞乱了，又回到原来的状况，即一小部分人在那里就事论事地谈论语言问题、文字问题，却没有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文化、科学、教育、生产的发展联系起来。这样孤立地谈论语言文字，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我们建议，倡导重视语言文字的应用首先要加强，用个现时流行的字眼，要加大力度宣传语言文字的性质、功能和它对社会、生产所起的作用。时至今日，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有了电脑，人工智能，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关系更直接、更密切了，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急待解决的新的应用问题。如果问：说了半天要重视应用问题，在语言文字应用中，究竟有哪些问题要重视的呢？那可太多了。凡有社会活动的地方，就有语言文字，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问题，几乎是无法一样一样地罗列出来的。不过我们认为，首要的是规范问题。凡属社会活动，就有必须遵守的一些规矩，因为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要涉及别人，不能不有些共同遵守的准则。在马路上骑自行车要靠右走；在不少地方不能吸烟；不能赤脚拖鞋、光着膀子进饭厅或者上公共车辆；到医院看病要排好队，依次一个一个地挂号，不能一拥而上。多了去了！说话、写字，也得有规矩，就是咱们常说的，要说规范化的普通话，写规范化的简化字。这都是说的在社会上。在自己家里，爱说哪方乡语就说哪方乡语，爱写什么字体就写什么字体。正如在自己的阳台上散步，爱靠右就靠右，爱靠左就靠左，爱走当中就走当中，一上街可就不行了，非靠右走不可，不然街上就乱了阵，人碰人，人碰车，车撞人，车撞车，用不了几分钟就得出几起命案。再回到说话，如果你只对一个人说话，确知他是你的同乡，说说家乡话当然可以；可是如果你对南来的、北往的，一律说你的家乡话就不行了，不懂的不懂，“打哑巴缠（禅？）”的打哑巴缠，半天说不清楚（你看，这个“打哑巴缠”就带土语气，有的读者就可能不懂，这里有意用个土语来做个示范）；发生误解的还可能吵架闹事。如果是对电脑说话，更不能说方言了。据说，有办法让电脑能辨别方言。是吗？一架小机器，能听懂全中国12亿人说的数不清的小方言和土语，“杭帮郎”都懂，“一搭挂子”都能输入输出，它就不是电脑而是神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