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召开到现在，过去了40年。40年来，规范化的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都做了不少。这其中，语音的规范化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广泛推行为主要标志，成绩显著；语法的规范化，有众多学者日益深入的语法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普及的语法教学作推行的基本动力，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成效。至于词汇的规范化，则不仅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这是确定词的规范读音形式，自然不算语音系统方面的问题，而是词汇范畴的规范化工作表现）、《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表》等法定文献，而且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简明同义词典》等在不同程度上有规范性的工具书，可以说也同样在社会上取得了进展。 但是，迄今既未有现代汉语整个词汇的规范化表现方式以作样本，又欠缺系统而普及的词汇教学来作促进和检查，词汇的规范化自然远不如语音、语法的进展那么明显和有分量。问题在于，从80年代中期以来，词汇规范化竟似乎停滞不前——这时期有关的工作尽管做了不少，但都被社会上词语使用不规范现象的不断大量涌现所压倒。在强劲的冲击下，词汇规范化充分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或者说，与生俱来的“宿疾”。 大家都痛心地看到，近些年在广告、商品包装、娱乐节目以及某些电视剧、影片、文学作品和报刊上，滥改习用语、滥用方言词语、肆意扭曲词语的现象越来越多；不少商品名、公司企业名、店铺名和舞厅酒巴名夹用英语词，甚至有的路名和重大公共场所名也感染上这种洋化病；同一个外来词往往有多个不同音译形式并存，另外又可能有个与外来词同义的意译词也在流传。这样的混乱现象，似乎还会继续蔓延。究其原因，除了随着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拜金逐利风气、崇洋心理及低俗的时髦观念作崇之外，词汇规范化工作本身不足无疑也是个不能轻视的方面。这种不足，主要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标准。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提出时起，情况一直如此，所以说是个宿疾。 关于现代汉语规范的标准，40年前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把问题提了出来。一年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的权威性说法，是大家都熟知的：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里，清楚明白地规定了语音和语法的规范标准，而并没有提及词汇方面的。可是人们大都倾向于认为，“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句话是冲着词汇规范的依据说的，“通常理解是对词汇的规范标准”。〔1〕然而这毕竟是从“词汇方面不可能被忽略”出发而作的一厢情愿的推测。任何民族共同语总是历史地在某种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无非是肯定现代汉语——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这基础自然包括语言的各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而不可能仅是词汇。40年前把现代汉语的基础方言确定下来，固然有立下了里程碑的重大意义，但是今天回过头去细加推敲，把“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置于语音规范标准的说明语和语法规范依据的说明语之间，是意思含混，不太好捉摸的。从与上下文连接为表示一个统一的思想的语段来看，“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似是要表示普通话某个方面的规范标准或规范依据，但实际上又并未点出这个意思。究竟表示哪个方面的标准或依据？基础方言如何同这方面的规范标准或依据相关联？全不清楚。 如果只就“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说法本身来看，不随便作主观的引申、联系，那么姑且把“基础方言”的语音、语法两个方面放下不论，单从词汇方面说，这个说法无疑只能“意味着，北方话或官话的词汇成为普通话词汇择取词语的基础”〔2〕。而具体来说， 怎样作为“择取”的“基础”，被择取的条件、范围究竟如何？是并不清楚的。“基础”本身只是个笼统、模糊的概念。再说，普通话显然也要从北方话之外的其他汉语方言——特别是几种重要的南方方言——吸收一些词语，这种吸收又该以什么作依据或规范标准呢？“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显然没有回答甚至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因此，40年来，事实上并没有明确提出过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标准。如果说，大家对这标准作了某种猜测，那也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想像，谈不上是确定的共识或明确的理念。 二 现代民族共同语讲求规范，不能只限于语音、语法方面，而置词汇方面于不顾。现实生活表明，词语的规范使用同现代社会的民族文化、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关联到国家、民族的尊严，成为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 现代的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国内法定通用语的语音语法规范大体上都能推行开来，不存在多大问题。这两方面，由于语音、语法素来开展研究且列为普通教育的内容，而具备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其规范标准的确定及在社会中被普遍遵从，都不是难事。但是词汇规范却大不一样。无论哪种语言，词汇总是最繁杂的部分，又是最频繁、最容易起变化的部分，而且极少被全面深入研究，其有关知识从根本上说并未作为完整的体系引入普通教育之中。因此，即使语言规范化搞得比较好的国家，其法定通用语或民族共同语的词汇规范方面也仍是个薄弱环节，不同程度地存有令人头痛的问题。 我国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在我国实行词汇规范化，特别是确定词汇规范的标准，其困难大大超过一般。从历史发展这一纵的方面看，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既承接着有几千年文明烙印的古代和近代汉语词汇，融合着它的相当一部分，并随时能把它的久已不为世人所用的成员单位吸收进来，又逢遇社会急剧变动和伟大革新的时代，相应地涌现大量而频繁的吐故纳新的变化；从使用流通这一横的方面看，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不仅因活跃在十分广阔的国土空间和十多亿人民的交际中，而有着最复杂多样的使用群体和使用地区，而且和汉语数量极大的各种方言的词汇错杂交融，互相影响。有着这样一种特殊境况的现代汉语词汇，要实行规范化，困难自然特别大。尤其关键性的一步——确立规范的标准，似乎更不那么容易；因为要很好地迈出这一步，既要排除一些障碍，还须词汇学理论研究跟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