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语境对词义，对修辞有制约作用和实现意义。一、语境对词义有制约性。二、语境对词义有显现性。三、语境可形成双关辞格、别解辞格、拈连辞格。 关键词 语境词义辞格 汉语词的多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即语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的语言效果，因此形成诸多的修辞辞格。本文就语境、词义、辞格三者关系作些分析，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语境的有关论述 英国功能派语言学家哈利迪1964年提出“语域”概念，认为语体就是由于使用语言的场合不同而产生的各种语域变体。他把语域分为话语的范围、话语的方式和话语的风格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相当于语言环境即语境。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1965年提出对语域的看法，他认为语域是受共同行为规则制约的社会情境，包括地点、身份和主题。用他的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谁何时对谁说什么语言。 对语境，我国学者也有很精辟的见解。陈望道先生早在30年代就很重视语境，他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的可能性”。（《修辞学发凡》13页）。 研究语境集大成者，著名修辞学家王德春教授说：“什么叫语境呢？语境就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修辞学探索》64页）。王德春教授倡导建立语境学，让语境学同语体学、风格学、言语修养论、辞格理论一样成为修辞学的重要分科，并着重指出：语境学是修辞学的基础。 从以上中外学者论述可以看出，研究语境正在形成一门新学科，语境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笔者不敢奢谈，仅就语境略谈一二，以此就教方家。笔者认为：语境概括的说，就是运用语言的环境，包括特定的交际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体的说，语境在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体现，在口头语上则指说话的具体场合、地点、时间、人物身份等等。 语境对词义，对修辞有制约作用和实现意义。 二、语境对词义有制约性 人们在日常说话或写文章时往往会出现“用词不当”的现象，这就是词义与语境发生了矛盾。象“大雨在咆哮”，“母女俩亲热地说着情话”等语病就是词义和语境不符。因此，什么样的词义进入什么样的语境，都应认真选择，所以才有古人“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之说。我们今人说话、写文章，水平有高下之分，与是否认真选择词义使之与语境相符有很大关系。汉语的词义多数是多义项的，象“宽”，基本词义是反映“横的距离大”，如“马路很宽”；“宽”还有其他义项的词义，如“心宽体胖”是松缓的意思；“从宽处理”是不严厉，不苛求的意思：“生活水平提高了，个人手头也宽了”，是充裕的意思。使用这类多义词时让他的某一个义项进入什么样的语境，要仔细推敲。象“现在我们村可富了，每家都宽得很呢！”这里的“宽”用的是“充裕”这个义项的词义，但在这个语境里，“宽”的多个义项容易混淆造成误解，不如用“富裕”更贴切。所以说词义受语境制约，语境对词义有选择，因此，什么样的词义进入什么样的语境，都有其内在的制约规律。 三、语境对词义具有显现性 对于多义词的多义项词义，人们往往一下子难以分辨得清，但是只要放到具体语境中，这个多义词的义项不管有多少项，它只能实现其中一个义项的意义（如果是有意保留多项，产生了积极修辞效果，那是修辞的一种格式，后面要提到）。如“打”是个多义词，它的基本词义是“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如“打锣”，它的其它义项还有“打铁”（制造）、“打鱼”（捕捉）、“打水”（舀取）、“打毛衣”（编织）、“打电话”（拨）、“打草稿”（写）、“打主意”（想）、“打酱油”（买）、“打行李”（捆）、“打灯谜”（猜）、打柴（砍）等计有24个义项（《现代汉语词典》），在具体语境中“打”的24个义项只剩下一个义项了，如： 此时，左右两翼的后续部队上来了，猛然冲杀着鬼子。战士们骄傲地说：“鬼子是铁打的，可巧遇上老子们是打铁的！”（选自《收获》1960年2期78页） 例中的两个“打”，前一个是“制作”的意思，后一个是“制造”的意思。词义在语境中得到显现，在语境中得到固定，人们也容易认识它、体会它、辨析它。 四、语境使词义分歧，形成修辞上的双关辞格 大家记得《智取威虎山》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座山雕拿到杨子荣献上的复制后的联络图狂喜不能自禁，杨子荣强压着满腔怒火，面对行将灭亡的众匪徒说：“这联络图一到手，牡丹江一带就是我们的了。”这里的“我们”在这种语境中，具有“包容”“排除”两个相反的义项。匪徒们听了这话认为“我们”一词包括他们在内，可是杨子荣说的“我们”一词则排除匪徒在外。这语言中的奥妙，观众一听就明，毫不费解，在这唇枪舌剑的激战中，幽默、含蓄的语言，会起到使观众紧张心情松缓、舒适的作用。语言产生了积极表达效果，也就形成了修辞上的语义双关辞格。退一步讲，如果不是这个语境，而是杨子荣面对小分队的众战友说这句话，“我们”就只能有一种义项，这句话也就是一句普通的叙述语言，更谈不上有什么修辞效果了。 五、语境曲解词义，形成修辞上的“别解”辞格 《中国青年报》1981年1月4日登载一则小讽刺，某厂六层楼房分配法，引文如下： 二楼三楼——厂长、书记 四楼五楼——亲属、“关系”； 工人阶级——顶天立地； 知足常乐—— 咱不生气。 “顶天立地”原意是形容英雄气概，而这则小讽刺的“顶天立地”，是说工人们分到一般人不爱住的六楼和一楼——最高为“顶天”，一楼最下为“立地”，这是运用了词汇手段即“顶天立地”的字面意义来赋以新义的。但它不能和“形容英雄气概”这个约定俗成的原来含义并行不悖，更不能取而代之。因而这种修辞义是在辞书上找不到的，只能在特定的语境里偶尔用一下，但给人的印象却很深刻，这就是修辞上的“别解”辞格。这种辞格的形成是和语境曲解词义紧密相关的，离开了这特定的语境，词义就发生不了这种变化，也产生不了这种积极的生动的语言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