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纵观中国古代古音学数百年的历史，其理论与方法的一次次飞跃构成学科推进的主旋律。由于研究的对象简单而明确，归纳的方法精密而完善，古音学成为中国古代“小学”中最具科学形态，因而也是最为成功的学科，从而率先进入了近代与西学相融通的转型期。 关键词 古音 声类 韵类 声调 古音学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中，理论最完备、体系最精密的是古音学。由于它在理论、方法、材料上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它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高峰。 所谓“古音”，是指周秦两汉的语音。古音的认识与研究，经历了长期的理论嬗变。早在汉代，已经有古今音异的观点。郑玄在《毛诗正义》笺中云：“古音声，‘置、填、尘’同也。”“古声‘不、拊’同。”刘熙《释名》亦云：“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北齐的颜之推明确地提出：“古今言语，时俗不同”；“古语与今语殊别。”他发现“北方山川浑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他认为有些字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是“古语之不可用者”。（《颜氏家训·音辞》）然而这些古今音异的现象在六朝以后学者的眼里还仅仅是一种个别、零散的现象，他们并未意识到语音系统的演变，加上他们对古音的关注又是为解释经典服务的，因而面对《诗经》或上古其他韵语里有不可承用之古音，即当时看来不协韵之处，就改读字音以求谐合，强古音以就今音： 梁沈重有“协句”说。其《毛诗音》于《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上下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中“南”字下注“协句，宜乃林反”。以使“南”与“音”“心”协韵。（陆德明《经典释文》引） 陆德明有“协韵”说。其《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下”字下注云：“如字，协韵则音户，后皆放此。” 颜师古有“合韵”说。其《汉书注》于《贾谊传·鹏鸟赋》“众人惑惑兮，好恶积意；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下注云：“意，合韵，音于力反。”将“意”由去声志韵改成入声职韵，以求与“息”之韵“合”。 显然这种古音的探求远非客观的考察，而成了一种规定性的理解。它发展到极致就不惜改经以求协韵。唐明皇李隆基就将《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中的“颇”字改为“陂”，以求与“义”相谐（见顾炎武《音学五书·答李子德书》）。改经的风气一甚，则如顾炎武所言“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同上）了。其实“义”从“我”得声，古音与“颇”是押韵的。改字之弊甚至在主张“协韵”的陆德明也已有所认识，提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他把古音探求的视线又收回在到古今音异这一语言事实本身上来，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一种音韵学的解释：古韵宽疏。张世禄称之为“近代研究古音学的发轫”〔1〕。 古韵宽疏的前提是古韵不同于今韵，而古韵宽疏的内在逻辑是将比今韵“宽”的组织描述出来即为古韵。宋代的吴棫第一次将这种富有生机的内在逻辑引申出来，发展出一门有专门的研究对象、有系统的古音学。其引申的方式就是“通转”。吴棫以《广韵》206韵为出发点，考察古代哪些韵部中的字可以通押，哪些不能通押，描述韵部与韵部之间的“叶音”关系，从而找出古韵宽疏的规律： 其一，“古通某”，指某一韵中的一些字与另一韵相通； 其二，“古转声通某”，指某一韵中的一些字需改变读音才能与另一韵相通； 其三，“古通某或转入某”，指某一韵的字与甲韵相通，改变读音又可与乙韵相通。 如果将吴棫在《韵补》中就《广韵》206韵所注的相通的韵加以归并，那么平声57韵可以归并为九类。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一个古韵系统。尽管这个系统本质上只是笼统确定《广韵》各个韵部在古代的远近关系，但它已走出六朝“协韵”的困惑，从古人用韵至谐立论，开始从整体上把握古音，以“通”和“转”来系统分合古音韵部，而不再象六朝人那样仅仅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某字的临时读音，不考虑每个字在整个语音系统中的统一的语音表现。当然，由于“通转”本身并无一个客观的标准，实施起来亦如顾炎武所说：“于是一字可读为数音，而决裂部分，荡弃绳墨，惟其意之所之而无施不可矣”（《韵补正》）。例如“家”字，《韵补》九鱼韵注“攻乎切”，与“姑”“鱼”叶韵；七歌韵注“居何切”，与“何”字叶韵；九御韵注“古慕切”，与“御”字叶韵。但这种一字数音已不是六朝叶韵的“随韵取叶”，而是尝试建立一个“宽缓”的古韵系统。而这种尝试之所以未能成功，在于吴棫并未真正把古音作为一个历史语音系统来研究。他在《韵补》的反切下注明：“凡反切皆用今音。”亦即每个字的古音都可以用今音的声、韵（调）来表示，古今音系基本不变。这就使他只能在今音韵系框架内考察某些字在古时有哪些今音所无的音读上，关注“量”的变化，而很少意识到一些音类的古本音不同于今音。在“以今律古”这一点上，吴棫没有彻底走出叶韵的阴影。 历史观点的缺乏同样表现在吴棫的选材上， 《韵补》第一次汇集了押韵、谐声以及异文、异译、读若、音训、方言、传注等材料以考求古音。“后儒因是知援《诗》、《易》、《楚辞》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细”（钟大昕《跋吴棫〈韵补〉》， 《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但吴棫将众多的材料不分时代、 地域地集合在一起引用，上起《诗经》、《周易》，下至宋代词人，以至“参错冗杂，漫无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也肇因于吴棫的古今音基本不变的观点。吴棫从先秦韵文等材料中寻求古音，开古韵研究之先河，后人肯定他“考古之功，实始于吴才老”（顾炎武《韵补正》）。“后来言古音者皆从此而推阐加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正如明代陈第所深刻分析的那样：“吴才老……有志复古，庶几卓然其不惑。然察其意，尚依违于叶音可否之间，又未曾会萃秦汉之先，究极上古必然之韵，故其稽援虽博，终未能顿革旧习，而《诗》、《易》、辞赋卒不可读如故也。”（《屈宋古音义·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