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理论模式 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据严学宭先生所论，在现当代有三个框架。其一是高本汉的理论，认为汉语发展从上古到中古，到现代方言，是直线发展的。他的中国古音重建以中古音构拟为枢纽，上推周秦，下接现代方言。这是直线型理论。其二是张琨的理论，认为上古汉语就有方言分歧，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到现代北方方言的发展不是直线型的。根据这一观点，他写了《汉语语音史中的方言差异》。这是差异型理论。其三是罗杰瑞等人的方言逆推研究法， 或称“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hypothesis）。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计划”研究中，一些学者批评了高本汉的直线型理论，主张以现代方言为研究基础而不必参考古文献记录的证据。在这基础上，为各种单独的方言群分别构拟出它们的原始语，如原始粤语、原始吴语和原始闽语等，由此再构拟一个全面的原始汉语。构拟出来的原始汉语，不象一个统一的语言，而是有内部变异的若干种历时系统。这种原始系统的某些特征，用传统的音韵学方法是构拟不出来的。这一派主要学者及研究成果有：华盛顿大学教授罗杰瑞Jerry L.Norman 的《原始闽语的声母》（1974）、耶鲁大学教授司徒修Hugh M.Stimson的《汉语原始北方话的研究：北京话的阴平调》（1969）、 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贝乐得WilliamL.Ballard的《原始汉语：塞擦音初探》（1968）和《原始湘语及其他》（1970）、华盛顿大学教授余霭芹Anne Y.Hashimoto的《原始粤语的辅音和复辅音》（1970）、欧柯诺Kevin·A·O·Connor 的《原始客家话》（1976）、乔治敦大学教授杨福绵的《原始汉语的前缀*S—》（1975）等。周法高教授在《怎样研究中国语言史》（1955）一文曾说：“过去的拟测，大部分仍是根据文献上的材料，现代方言只是用来帮助音值的考订，并没有能充分使用比较的方法，照说应该根据现代各系的方言，个别的拟测出较早的阶段（如早期官话、早期吴语、早期闽语、早期粤语等），再进一步拟测出它们的共同母语，这才是比较方法的正当途径”，周说为“普林斯顿假说”之先导。“普林斯顿学派”这一名词已经成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即“有兴趣以现代方言资料为基础进行构拟的汉学家”。 关于普林斯顿假说，需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一）现代方言的存古度，即依据现代方言为基础构拟的早期语言，大致是什么年代的。假若以传统中古音系为参照系，各方言的存古度是不同的，闽语、粤语、吴语、客家语、湘语、赣语、徽语、江淮语、晋语、北方话呈递减状态。根据现代闽语方言构拟的早期闽语可能是中古以前的语言，但根据现代北方方言构拟的“豫燕语”（暂且称之）则约当元明之际的语。（二）现代方言内部的可比度，即某一大方言区内次方言或土语群可比较的差别是各不相同的。北方话（指“豫燕语”，不包括江淮语与晋语）内部较一致，语言内部可比度不高：闽语内次方言或土语差异性较大，内部可比度较高。语言内部的差异性与可构拟度之间有一定制约关系。（三）几大方言是否有一个共同来源。根据考古文化证明，中华大地上没有原始母文化，即没有相应的原始母语，人种体质学上的差异与文献历史记载也支持着这一观点。这几大方言的形成是周秦以后华夏文明与华夏汉语对周边不同的文明与语言同化程度不同的结果。以不平行的早期方言为基础构拟一个原始母语，虽然方法上与高本汉大不相同，但其基本观点还是相当一致的，即汉语一元分化论。因此，高本汉曾经有过利用方言材料直接构拟早期汉语的设想也就不足为奇。显然，利用现代方言资料为基础构拟早期语言是一种创见，是对一味依赖文献资料，仅将方言作为构拟音值参考的高本汉传统的反动与挑战，但是，正如李方桂先生所说：“系统地构拟上古方言，证据还太少。……由于缺乏早期的文献根据，构拟会不着边际。” 除了这三种模式，我们以为还有桥本万太郎在《语言地理类型学》里的“推移”模式。既然东亚大陆语言的现状在地理上表现出的类型推移是语言历史演变各层次的投影，从而可以把“横”的区域考察与“纵”的历史性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推移”自然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古音演变史的一条新思路。李葆嘉对此理论的修正就是，周秦以前中原语言以混合为主，周秦汉语具有某种异质混合性。此外，王士元的“字（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语音的变迁在音值上是从一个可辨认单位到另一个可辨认单位，而在字汇上是从一个字扩散影响到另一个字。究其原因，由于汉语音节结合的紧密性和附义性特点，汉语语音的变化以表语素的音节。 “字”为单位。如果说王士元所论主要是一个音系内部的历史变化，那么陈渊泉的“时空投影法”所论就是相邻的亲缘音系之间的语音变化所反映的历史语言变化。将这几种观点和方法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异质·推移·扩散”模式。遵循这一模式，汉语史的研究，特别是汉语语音演变史的研究，可能获得新的进展。 二、北美汉学家的中国古音研究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汉学家非常活跃。在原始的汉语语音研究方面成果累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张琨和夫人张谢蓓蒂合撰的《原始汉语的韵母系统与〈切韵〉》（1972），提出四元音系统。康奈尔大学教授包拟古Nicholas C.Bodman在《原始汉语与汉藏语》（1977）假定六元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蒲立本和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认为，汉语声调源于韵尾的脱落，构拟了*—S和*—h表示去声，*—?表示上声。依据形态音位学，蒲立本在《关于汉语词族问题的若干新假设》（1973）中认为，汉语词族中存在着诸形态成分：后缀*—S；前缀*h—、*S—、*r—；*/a交替； 前半个音节与后半个音节之间的重音交替。许思莱Axel Schussler《原始汉语的词缀》（1976）受印欧语形态学理论影响，将汉语音节切开来加以分析。 周秦古音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1971，国内有中文本），它提出了四个主要元音与两个介音。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白保罗P.K.Benedict的《汉藏语概论》（1972，国内有译本），对高本汉上古音系有若干修正。张琨夫妇对上古汉语的鼻冠音进行了拟测。包拟古《汉藏S —复辅音在汉语里的某些反映》（1973）对复辅音做了探索。关于上古的介音，许思莱撰有《上古汉语中的r和1》（1974）和《中古汉语合口的来源》（1975），认为中古音二等韵源于介音*—r —：中古四等韵来自上古介音*—1—。蒲立本根据高加索语言，在《评丁邦新〈魏晋声韵研究〉》一文提出上古二元音说。白一平提出三个高元音和三个非高元音系统说。关于上古韵尾，主要有蒲立本的《关于上古汉语—S 及其消失时间的若干进一步证据》（1973）与许思莱的《上古汉语的韵尾—1 》（1974）。关于上古声调，最重要的论文是马几道Gilbert L.Mattos的《国风中声调不协的韵脚》（1971）。 作者认为， 国风押韵注意声调，160篇中共有71处声调不协的押韵，涉及 85 个韵脚， 仅占韵脚总数的2025的4%，因各章用韵情形平行， 诗人们在保持与首章韵例相同的条件下，可以自由地在以后各章中换用其他韵部或声调的字，由此给那些声调不协的韵脚一种新的解释，从而解释了4%中的一大部分。关于上古汉语诗律学，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杜百胜W.A.C.H.Dobson的《早期汉语韵文诗律的起源与演变》（1968）和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教授巴纳Noel Barnand的《楚帛书文字的韵与律》（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