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诗化是语言的原初本性，它构成了语言发生与创造的一系列内在法则，当语言演化为逻辑推理符号后；诗化依然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决定着语言符号转化为艺术符号的可能性，是艺术语言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前提。艺术创造中的任何主观努力，一方面是语言诗化基因的释放，一方面又受其内在规律与法则的制约。为此，文章具体分析了诗化基因的发生，内在运动法则及其主要表现形态。 关键词 诗化基因 相似律 隐喻律 想象律 情感表现 意象建构 语义生成 语言与艺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类型，语言是理智的逻辑系统，艺术是情感的体验系统。在符号学领域内建树颇丰的卡西尔和苏珊·朗格，其艺术符号学研究的重点：一是辩析语言与艺术两类符号不同的形式与个性；二是探讨语言符号向艺术符号转化的方法和途径。对于前者，他们的论述极有启示意义；对于后者，他们却没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苏珊·朗格虽肯定“诗歌根本不是真正的话语”，诗中语言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服务于事实的说明、意思的传达和概念的建立，“而是以推理性语言所进行的虚幻的‘经验’和虚幻的往事的创造。”〔1〕但她坦率地承认：“有关语言在诗的创造中的作用问题， 在我自己所属的学派内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 尽管语言符号的概念性、推理性与艺术符号的意象性、体验性互不对应，但问题的全部症结就在于：诗只能用语言去创造艺术，用推理性符号去营构体验性符号，用语言去言传不可言传的“内在生命”，用受到极大限制的东西去表现难以限制甚至无法限制的东西，这种困境，迫使语言符号要创造性地转化为艺术符号，推理性系统要转化为表现性系统，以形成新的符号现实。诚然，转化的发生，离不开诗人对语言创造性地组合和运用，离不开艺术家在特定语言行为中的主观努力，但转化之所以能够发生和实现，却离不开语言内在的诗化基因，简言之，任何主观的创造性努力都建基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诚如罗曼·雅各布森所说：“一个对语言的诗歌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学问题毫无兴趣、对其方法也知之甚微的文学学者都同样是全然不合时宜的人。”〔3〕 一、语言诗化基因的发生学前提 最早指出语言具有诗化基因的是亚里斯多德，他认为语言中除了表示真和假（逻辑）的叙述外，还有既不表示真也不表示假的语句，比如心意和抱负，它们是心灵的所属，不是逻辑的，而是诗和修辞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他那部天才著作《新科学》中，则首次提出了“语言起源于诗”的观点，他告诫人们“要从诗的原则中‘寻找’语言的原则”。他的观点得到了诗人雪莱的热烈反响，雪莱从“诗即想象的表现”，语言的形式是隐喻，隐喻本是想象的推论出发，得出结论：“语言的本性就是诗”，诗是“来自于语言天性的本身”。〔4〕随后， 黑格尔在《美学》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诗的用语产生于一个民族的早期，当时语言还没有形成，正是要通过诗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5〕著名的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奇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语言与艺术的统一说，他的美学代表作其书名就是《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他的推论是：直觉即表现，表现即艺术，语言原本就是主观直觉的创造，是“精神最原始的表现”，所以，语言当然也就是艺术。克罗奇由此肯定：“语言活动并不是思维和逻辑的表现，而是幻想，亦即体现为形象的高度激情的表现，因此，它同诗的活动融为一体，彼此互为同义语。这里所指的就是真正、纯朴的语言，就是语言的本性，而且即使在把语言作为思维和逻辑的工具，准备用它作某种观点的符号时，语言也是要保持它的本性的。”〔6〕上述列举的种种论断归纳起来， 就是目前很多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都认可的一个命题：语言起源于艺术，艺术符号是语言符号的母体。 其实，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累累实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许多研究者把艺术的开端确定在大约4至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有学者更提出了“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发生”的观点，把艺术起源的上限定在大约300万年前。〔7〕无论采取何种说法，艺术的起源显然早于语言，从考古发现看，无论是3 万多年前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还是2万多年前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所画奔马、野牛、 野羊、鸟头人等，形态生动，色彩明快，已经达到相当水准，而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是最近在我国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象形文字，专家们初步认定也不过6000多年，尽管语言要早于文字，但从当时原始文字的简陋形态上也可看出，它在表情达意上的水准远远落后于艺术。 这样，先在的艺术自然成为孕育并催生语言的母体。黑格尔从另一个角度上也肯定过这一点，他说：“诗，语言的艺术，是把造型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极端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在精神内在领域本身里，结合于它本身所形成的统一整体。”〔8〕原始艺术中， 除了起源最早的舞蹈外，恐怕孕育语言的直接源头就数绘画和音乐了。原始文字其实不过是简化了的绘画。“凡是最初的民族都用象形文字来达意，这是一种共同的自然需要。”〔9〕既然“文字是绘画的产物”（布龙菲尔德）， 那么，绘画的艺术精神自然会深深积淀在文字中，中国汉字尤为典型，难怪庞德对汉字这种直观的艺术表现精神赞叹不已。至于音乐，虽无考古学意义上的实绩可循，但如果把前语言的声音信号，即一些有声无义、有情无理的喊叫视为雏型中的音乐的话，那么，就不是斯宾塞所说的音乐起源于语言而应该是语言出自音乐了。维柯以为“野蛮人的最初的语言一定是在歌唱中形成的”。〔10〕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并对斯宾塞进行了反驳。曾被拉波夫誉为本世纪最出色的三位语言学伟人之一的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通过自己的潜心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语言起源于唱歌。” 语言脱胎于艺术，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迫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最初的语言主要不是用之于认知和推理，而是用于情感的表现，它是艺术，是诗；虽然，语言后来的发展背离了这一方向，它遵循着卡西尔所谓的“综合性增补过程”不断地抽象化、逻辑化，过滤掉许许多多的个体经验，把越来越多的具体事物纳入公共概念命题当中，从而挖空了事物，使人再难用整个心灵去占有事物、体验实在，但“从发生学的观点看，我们必须将人类言语具有的这一想象的和直觉的倾向视为言语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为“在人类文化的早期，语言的这种诗意的或隐喻的特征似乎比逻辑的或推理的特征更占优势”。〔11〕至此，合理的结论是：语言虽然从艺术品格走向了逻辑品格，从与艺术的同一走向了对立，但语言的脉络中依然流淌着艺术的血液，它身上依然潜伏着诗化的深厚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