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起，上海帮会出现了新特征：在继续从事烟、赌、娼的同时，开始投资和经营各种正当行业，尤其是娱乐业。① 在帮会寻求行当转型的过程中，野心勃勃又善于审时度势的杜月笙却独树一帜，他把触角伸向了金融、工商、文化出版业，这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扎实的根基，从而使他超越黄金荣、张啸林，成为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通天教主”。杜月笙首先涉足的是银行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够、研究较少。关于杜月笙插足银行界，在相关帮会、民国金融研究的书籍中有一些或详或略的介绍，像杜月笙与中汇银行、通商银行以及银行家的关系，杜月笙和上海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有一定阐述。② 但是，关于杜月笙如何结交上海银行家、双方关系的变化以及杜月笙在上海银行家和国民党之间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尚有研究的空间和必要。 一 1920年代起，上海帮会开始向合法行业发展。这是帮会应对外部生存环境和时势变化的“识时务者”的举动。由于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从事烟、赌、娼等行业，他们力图通过经营、投资正当行业谋取经济利益、拓展势力空间，尽管有时不免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在其他人涉足酒楼、浴室等传统行业的时候，杜月笙首先选择了银行业并闯出了一番天地。这既是时势的逼迫，也反映了杜月笙的机智与敏锐。1920年代末期，杜月笙在法租界已拥有强大势力，但1931年法国撤换了驻沪总领事和警务处总监，并开始整顿租界烟赌糜烂现象。杜月笙被免去华董一职，并被要求撤走在法租界的赌场与鸦片馆。此事给杜月笙较大打击，尽管他以后仍然有能耐在华界获取烟赌的暴利，但他强烈认识到“旧行业”的不稳，租界当局的纵容和庇护并不是“保险箱”，“转行”的意愿更加坚定。1931至1932年国民党出现统治危机。蒋介石在内外交迫中被迫宣布下野，随后的孙科政府也仅维持了一个月即倒台，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使杜月笙感到有必要加强同相对稳固的地方政治势力的联络。此时，上海银行业处于迅速发展阶段，银行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因此，跻身银行界，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银行家建立密切联系尤显重要。 杜月笙比其他帮会头面人物站得高、看得远，正如有学者说“帮会成员进入合法行业，不自杜月笙始，但在杜月笙手中逐渐发达起来，并走向顶峰期。”③ 涉足银行业、与银行家建立密切联系是杜月笙走向顶峰的极为关键的一步。从杜月笙个人角度来看，他与上海银行家之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化： 1.互不干涉 早年的杜月笙，从十六铺的小混混努力向上爬，走的是黑道路线。银行家几乎个个吸了洋墨水回国，以发展国内银行为己任，走的是正当的商业路线。两者泾渭分明。 身份、地位的不同使银行家一方面对杜月笙等帮会人物多敬鬼神而远之，另一方面在骨子里还鄙视他们。银行界巨头钱新之早年对“大亨”不屑一顾，曾说“我们做银行业务的人，跟外间的接触甚多，但是对于这些势力圈中的人，老实说，既不能臭味相投，也不愿引以为友，更何况折节下交！”④ 银行界另一巨头陈光甫对帮会势力，原来也是抱适当敷衍的态度。⑤ 因此，除了通过帮会势力与个别银行家有少数接触外，⑥ 在杜月笙涉足银行界之前，他与银行家（群体）之间处于互不干涉的状态。 2.主动结交 1929年，杜月笙创办了中汇银行，这是杜月笙“生平第一次规规矩矩办的事业”，⑦ 是他迈向银行界的起点。此时的杜月笙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汇银行董事长，为他深入银行家阵营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平台。为了经营事业和人际关系，杜月笙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作息习惯，当时给杜装烟的郁咏馥回忆说：“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每天起身很迟，烟瘾也很大。中汇银行开设后，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总在上午九时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⑧ 在杜月笙的主动结交下，他与银行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34年中汇大厦落成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将50万两白银存入中汇银行，让杜月笙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1936年与江浙银行合并是中汇银行发展中的大事，银行内部承认“本行自合并后实力较厚，规模粗具，又得各大银行之联络，彼此声气相通互有存款往来，信誉既上，发展可期”。⑨ 当时银行界的知名人物如钱新之、唐寿民、陈光甫、吴启鼎、周文瑞、吴蕴斋等都成为中汇的董事，经理之职由徐懋堂担任。由此可见杜月笙已与一批银行家打得火热。在此过程中，中汇银行的桥梁作用不可小看，杜月笙高明的交际手段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银行家不愿意与帮会扯上关系，但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们。随着声誉日隆和钱袋鼓起，银行家成为上海滩绑架勒索的重要对象。1928年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突遭绑架，后由亲友集资赎回。⑩ 1929年，上海的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同张啸林因租用静安寺土地发生矛盾，张啸林派人持枪绑架朱成章，开枪将朱击成重伤，并勒索了巨额赎金，朱被放回后终因伤重不治身死。陈光甫对帮会势力原来抱适当敷衍的态度。但有一次，有个帮会集团从济南上海银行仓库里偷了2000余担棉花运沪，集团的头子向他的帮会师父张仁奎报告。由于张的协助，上海银行收回了这批被窃的棉花。因为这件事，陈光甫和张仁奎换了帖子，成为异姓兄弟。(11) 出于生命财产安全及自身利益的考虑，银行家纷纷投拜帮会头目。如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上海银行分行经理徐尔康，投入张仁奎门下。中南银行的胡笔江、金城银行吴蕴斋、大陆银行张慰如等一干人，投拜樊宝瑜。杜月笙的辈分虽不及张仁奎、樊宝瑜（两人皆为清帮“大”字辈），但至1930年代杜月笙的实力已相当强大，所以论实力以他为首，银行家更乐意与他“称兄道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