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徐志摩是现代中国两位著名的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二人不仅先后负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而且思想相近，趣味相合。胡适为新文学领袖和新诗开山祖，徐志摩则为现代诗圣。20世纪20年代，胡徐合作，先后创办《现代评论》、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如果说徐志摩是新月社的灵魂人物，那么，胡适则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胡徐二人关于苏俄问题的歧争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激荡的思想表征。 一、徐志摩的苏俄观 诗人徐志摩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式自由主义者。徐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毕业后转赴英伦留学，在剑桥的自由风气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徐虽先后留学美英，但他显然更欣赏英国带有贵族式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文化。他对英国这个唯一堪称“现代的政治民族”推崇备至： 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1]380－381 这种英国式保守的自由主义成为徐志摩政治思想的基本底色。 1925年3月，徐志摩取道欧亚铁路赴意大利会晤印度诗圣泰戈尔，途中顺访苏俄，在莫斯科访游三日。游历俄京使徐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1920年，徐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费边主义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使其自由主义思想染上了左翼色彩。他倾向工党的社会主义，对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亦抱有同情之心，列宁逝世时还作诗悼念。对于罗素1920年访俄后由亲俄而反俄的思想逆转，徐曾撰文批评，尽管他是罗素的热烈崇拜者。1924年，他在《落叶》中曾盛赞苏联国旗道：“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2]461。 然而，身临其境的莫斯科之旅击破了诗人徐志摩玫瑰色的苏俄梦。徐在莫斯科的游历包括游览克里姆林宫、皇家教堂，看望托尔斯泰之女，拜访俄国教授朋友，观赏犹太恐怖戏，参谒列宁遗体，以及在雀山脚下的圣贞庵凭吊契诃夫和克鲁泡特金的墓园。初春三月的俄京给诗人的印象是：阴沉的天气、贫瘠的城市、忧郁的人民、凋敝的文化。 离俄后，徐在旅居佛罗伦萨时写的《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记录了他在苏俄的亲身观感。在《莫斯科》篇中，徐哀叹引领20世纪未来文明的莫斯科是一手拿火、一手拿刀的伟大的破坏天才，未来莫斯科的牌坊建立在文明的骸骨间和人类的血肉间。莫斯科是一座着火的血红的大城，大火烧毁了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旧俄国，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也化为灰烬[3]81。 拜访托尔斯泰之女使徐志摩悉知革命后俄国文化的凋敝。在《托尔斯泰》篇中，他表达了一个“波淇洼”（布尔乔亚）对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那一套西方古董的迷恋，以及对托尔斯泰著作毁版的不安[3]91。 在莫斯科，徐志摩参谒列宁遗体时引发了他对苏俄革命的反思。《血——谒列宁遗体回想》篇记录了徐对列宁和苏俄革命的新思考。莫斯科之旅使他收回了先前对罗素的批评，转而同情罗素访俄后放弃其红色信仰的思想转变： 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卢梭① 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卢梭……意思说是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卢梭不能不向后转。我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3]108－109 对于徐志摩来说，苏俄革命的玫瑰色已经褪去，他现在更关注十月革命的结果和代价，并重新思考革命的本质。诗人文学化的俄国革命论透露出哀婉的历史悲剧意识： 有时候我简直是一个宿命论者——例如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节的改变，是要不得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我最亲爱的母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茵，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疯。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我究竟不是医生，不敢妄断。[3]109 对于国内方兴未艾的亲俄浪潮中信奉共产主义的左翼青年，徐志摩肯定了他们的正义和热情，又告诫他们，俄国式革命的代价将是国家威权完全取缔个人自由，中国要救度自己虽不免流血，但应自己发明新的流血方法，而不必借用俄国的理想和方法[3]110－111。 莫斯科之旅导致徐志摩思想向右大逆转。《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表征着徐之苏俄梦的幻灭和向自由主义的回归。早年负笈美英的经历在徐的思想深处打下了浓重的自由主义底色，在徐的自由思想中，个人主义居于核心位置。正是对个人自由的执著信念，使他对苏俄制度以国家威权取缔个人自由产生了深刻的疑惧和疏离。 1925年10月，欧游归来的徐志摩接手北京《晨报副刊》主笔，并组织了“苏俄仇友”大讨论。《晨报》因刊登反苏言论，报馆遭左翼势力焚毁。复刊后，徐依然坚持思想独立的办刊方针：“本副刊以后选稿的标准还是原先的标准：思想的独立与忠实，不迎合照旧不迎合，不谀附照旧不谀附，不合时宜照旧不合时宜”[4]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