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程兆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回顾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程,就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外部束缚、战后审判和南京大屠杀、如何回应日本虚构派以及不同常识、定量研究、证据、照片等问题提出了粗略的看法,并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前景提出了建言。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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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4-0108-11

      去年中秋后《近代史研究》召开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研讨会,因为会议的主旨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讨论的问题不宜太专太细,而我对中国近代史除了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两个边缘的“点”之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会前我就选题是否合适征询了主办方的徐秀丽先生。徐先生以为两个“点”都有足够的重要性;对我所说的在中国以外东京审判大于南京大屠杀,徐先生则以为:比较起来,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南京大屠杀大于东京审判。当时我和会议的召集人之一谢维先生也通了一个电话,说及会议,谢先生说:主要是想通过回顾找差距。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带有总结性的会议,提出存在的问题比展示成果更有意义。这样我就从回顾和展望两个方面拟了个粗纲发给了会议。没有按会议要求写成文章,主要是考虑南京大屠杀研究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学术以外的束缚,限于研讨会的范围但言无妨,落笔成文是否相宜则不能不看时机。日前接到会议组来信,表示会议要出论集,再次敦促与会者提交论文。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特别交代一下缘起,是为了说明今天来谈这一话题难免求全责备之嫌,因此动笔的理由并不是“适逢其时”,条件已经成熟,而只是外界的促成。本文在原提纲基础上增写,未作结构变动,以存当时所想。

      一 研究史的简要回顾

      我向会议提交的提纲中这一节分了三个部分。第二部分谈中国研究情况,题目是“没有‘不同’意义上的争论的中国研究界”。之所以突出没有争论,主要是和日本的激烈争论相对照。这一部分共分三点,一是简括上世纪80年代前的寂寞状况和80年代中期以后蜂拥而起的著述和资料编辑,二是介绍作为最重要业绩的已出版55卷仍在续出中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三是略述近年开始的以南京中生代学者为主的反思。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情况因不少综述性文字已有较详介绍,可为参考,所以此处不另写。日本的相关情况,近年我在一些专论中多有论及,但没有做过总体的介绍,本文拟以几个重要节点作一粗线条的概括。西方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起步较晚,尚未受到国内学界注意,本文也将略作介绍,限于所知,难免挂一漏万,算是聊备一格吧。

      (一)日本屠杀、虚构、中间三派争论的由来和现状

      日本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始于东京审判的法庭之内,以后的重要争点几乎都可以在东京审判的庭辩中找到源头,但因当时日本百废待兴,战败国的弱势立场使日本只能在维持天皇制那样关系国本的最大关节上与战胜国一争,所以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没有越出法庭之外。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争论起于上世纪70年代。谈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有一人不能不提,我们就从这位先生开始。

      全世界第一位研究者洞富雄

      洞富雄,自1931年从早稻田大学史学科毕业至1977年退休,一直在母校任职。洞富雄的学术生命很长,直到1995年90岁高龄还出版了《幕末维新的异文化交流》。洞富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史方面,但影响最大的工作还是南京大屠杀研究。洞富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字第一篇发表于1967年(《近代战史之谜》之一章),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在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洞富雄的《南京事件》出版于1972年,是第一本研究性的专书。① 如果列数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贡献,“拓荒”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从洞富雄的代表作《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证明》看,洞富雄提出的问题和对日本虚构派的辩驳基本构建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框架、确立了回应虚构派挑战的方向。第三,洞富雄早在1973年即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迄今仍被日本学者不断征引的两卷本的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南京事件》(上卷为东京审判“速记录”中有关“南京事件”的摘录,下卷为田伯烈、徐淑希、斯迈思、德丁编写的早期文献)。所以,虽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推进,洞富雄的一些具体结论已被超越或修正,但从总体上说洞富雄奠立的基本格局并未动摇。

      上世纪70年代初引发争论的《中国之旅》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先声虽由洞富雄所发,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形成争论则由一篇报道文字引起。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1971年获准来华,6至7月份连续40天,先后访问了广州、长沙、北京、沈阳、抚顺、鞍山、唐山、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本多胜一将此行的记录以《中国之旅》之名从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在《朝日新闻》连载发表。文章在《朝日新闻》连载的同时,又在《朝日专刊》、《周刊朝日》连载,部分照片还在《朝日画报》刊载。第二年《中国之旅》单行本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单行本在原来“平顶山”、“万人坑”(虎石沟)、“南京”、“三光政策”之外,又增加了“中国人的‘军国日本’像”、“在旧‘住友’的工场”、“矫正院”、“人的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抚顺”、“防疫惨杀事件”、“鞍山和旧‘久保田铸造’”、“芦沟桥的周边”、“强制押解的日本之旅”、“上海”、“港”、“‘讨伐’和‘轰炸’的实态”等篇章。从篇题可见,“南京”只是《中国之旅》中的一篇,也就是说《中国之旅》对日军暴行的批判本来不限于南京大屠杀,但引发争论的却只有南京大屠杀。其中原因此处不能细论。由于本多胜一的严厉批判,加上《朝日新闻》的特别影响力,“南京大屠杀”成了日本大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引起的是反省还是反感,非一言可以轻断。但它的影响本身使持反对所谓“东京审判史观”者不能自安,由此为推动力,形成了一波强于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汹涌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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