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汉人主要为中央政府官员、军队、商人、手艺人、园丁和汉僧，他们曾经受到西藏亲英势力的欺压，合法利益得不到维护。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立后，积极争取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其第一任处长孔庆宗在任时期(1940年4月-1944年7月)，处于抗战最为艰苦、西藏地方政府内部权力更替之际，孔庆宗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从政治、教育、经济和思想几个方面着手，争取和巩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权，并力图消除汉藏人民之间的隔阂，维护在藏汉人的利益，促进双方共同发展，进而改善汉藏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威信。本文拟在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①根据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重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结合西藏自治区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等史料，对孔庆宗在任时期在藏汉人管辖问题，略作论述。 一、近代以来西藏汉人的一般情况 自古以来，藏族移住内地以及汉族入居西藏，藏汉民族人员往来，兄弟情意，绵长不断，史不绝书。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等世居民族外，历史上西藏还有其他民族移居。20世纪上半叶数次进入西藏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查尔斯·贝尔(C.Bell)承认，拉萨“不纯粹是一个西藏人的城市。这里有从西伯利亚边境和西伯利亚本土来的蒙古人，从中国很多省份来的中国人，来自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人，来自中国土尔其斯坦(指新疆——引者)的人以及来自西藏边远地区的西藏人。这种情况，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1]“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藏、汉、回等多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情况，在古代以来西藏各地社会发展史上却较为常见。在西藏历史上，回、汉、纳西等民族的人先后迁居于此。 汉人何时进入西藏地区，难于精确考证。但汉藏间的民族往来，自古以来就没中断过。暂且不用考证西藏各地广泛流传的文成公主入藏的多种传说，以清代为例，汉族较早进入西藏地区，较大规模的汉人入藏则在清代中期。康熙五十八年(1719)，四川总督岳钟琪率部西征进藏时，就有部分陕西、四川的商贾随军来西藏东部的昌都经商，“从此有了立户的汉族”。[2]到今天为止，已有近300年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驻藏大臣联豫上书光绪帝，报告“察木多、拉里、前后藏等处汉民日渐加增”，[3]也就是说，西藏各地尤其是交通便利地带的昌都、拉里等地“汉民日渐加增”。从内地陆续来到西藏的汉商，时间一久，就在当地定居下来，这些人逐渐成为了当地居民。可见，汉人定居西藏，已有很长的历史。 此后，随着清朝多次用兵西藏及在交通线设置粮台和驿站，以及粮务、游击、千总、把总等职官的设立，大量满、汉、蒙、回等民族军队的派驻，中央政府所任命文武官员的入驻，昌都地区多个城镇逐渐建立了台站、县衙、哨所等，来到昌都的汉人逐渐增多。汉族聚居西藏，究其来源，就是到昌都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商人，此外，还有“从内地招来垦夫、工匠”。宣统元年(1909)，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奏折中指出：“边务应行举办者，如兴学、练兵、开垦、招商诸务，事虽关外之事，人多内地之人”；在宣统二年(1910)，西藏昌都粮员刘廷灏所上报的公文中，反复指出，驻藏官员对于当地民众的“汉人”、“蛮民”(藏族人民)，应一体对待，“所有民间词讼应由汉官判断。汉人不准投蛮官管理”，“凡有荒地，不论汉蛮人等均准开垦耕种”，又特别指出，在昌都的汉人，不准投靠当地的宗教势力，“察台汉人娶蛮妻及生子女，其妻女”也不应该由当地宗教势力管辖。[4]可见，清末，昌都汉族人中，藏汉通婚者多，“从内地招来垦夫、工匠”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士兵、商人为最主要的来源。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藏的沙俄布里雅特蒙古人崔比科夫，在朝圣拉萨时，看到当时拉萨汉、回民的情况是：“拉萨共有将近一万常住居民，他们中大多数当然是藏族……汉人在数量上居第二位，大部份来自四川省。回民骚乱时跑到西藏去的中国穆斯林，也被列入了汉人之中。来到拉萨后，这些穆斯林在宗教上加入了克什米尔人的团体，而在行政方面则加入了汉人团体。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汉族人，与由藏族母亲生下的汉人后裔相比较，要少得多。”[5] 民国时期，西藏地区的汉人主要为中央政府官员、军队、商人、手艺人、园丁和汉僧，其中商人居多，一般居住在城镇，尤其是拉萨，日喀则和昌都等西藏的几个大城市，但总人数并不多，多则几千，少则数十。1947年出版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说“西藏境内，有汉人约近千户，内奉回教者约为三百八十余户，多居都市，系满清时代之官吏兵商流落于其地者，以云南青海人较多”；另一个调查报告书则估计，“寄居之汉人，在拉萨者，仅有三四百户，不足两千人，其他各地甚少”，[6]88认为当时全西藏汉族人为600多户。1949年8月离藏的驻藏办事处职员李有义，在一年后出版了《今日的西藏》，以自己在西藏数年的经历，推测：“在西藏境内特别是都市里，还有相当数目的汉人，总数大约在五千人以上，实际数目可能更多”。[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