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余伟康(美) 余伟康(Eddy U),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和中国社会与政治。

原文出处:
现代哲学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提出一条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路径。我将重点描述,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范畴是如何具体化的。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一般化、普遍化,各种各样的人群被纳入这一范畴,并在此范畴内确立了多元主体的立场(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这一具体化过程持续到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对中央政策、地方组织和个体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的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国家—知识分子”关系以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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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0)04-0051-09

      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时,学界典型的做法是先入为主地把研究对象界定为批判思想家、文化生产者、专家,或者更为广义地界定为脑力劳动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是如此。① 这些定义持一种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但又用不同的技术性和规范性标准来定义什么是知识分子。此类研究取向在学界的主导地位掩盖了其自身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无法说明,作为一个社会范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出现以及如何被理解的。在为数不多的、试图摆脱功能主义的著作中,“中国知识分子”被赋予了社会和政治意义,被理论化为一种有目的的代表。但这些著作只着眼于精英学者或持不同政见者,并按他们理解自身的方式来理解知识分子。② 它们也模糊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是怎样形成和变迁的。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强调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由此可看出,这些研究敏锐地关注到了:文人入仕以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以及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控制了社会生活这一事实。功能主义定义和倾向于精英的分析结合起来,使得对传统和控制的关注过多地聚焦于著名学者和作家的生活与工作。③ 我们缺乏一种概念架构,以研究那些被看作“知识分子”的普通中国人。

      本文主要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主要社会范畴的形成过程,并揭示这一过程的社会影响。思想改造运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使得“知识分子”作为对人群进行分类的范畴进入了大众意识。通过这场运动,在这个新的社会范畴内所作的政治细分(political subdivisions)被制度化了,个体化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强加于其对象之上。当然,在思想改造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根据它自己的理解,来界定和分析什么是知识分子,并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解放前,中共对所谓的知识分子采用了政治学习、坦白检讨和其他策略,而这些策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常态化。总之,思想改造将中共的“知识分子”概念转变成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社会类型。它把原本不受影响的人变成了知识分子,并对社会行为产生了新的激励因素。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没有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作家或其他被优先当作知识分子的人身上,而是考察中共想象、描述和划分“知识分子”的独特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是如何取得唯一的合法地位的。因此它可以被归入这样一个新兴的研究体,这个研究体强调社会再分类是一个重要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中共巩固了它在地方层面的权力④。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分类,如同土地改革和其他运动改变了中国人对他们社会的理解以及应有的行动方式。它把中国知识分子提升到一个包含了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的水平。

      借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术语,我把思想改造运动描述为“制度的仪式”:它确立了与“知识分子”范畴相关的新的社会界限和差别。这些区分基于劳动分工。但是,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思想改造运动重塑与夸大了这些差别。⑤ 官方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具体化持续到思想改造之后。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重要特色,对中央政策、地方组织和个体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在下一部分中,我将通过语言学证据阐明,只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才成为社会分类的优势术语。接下来,我将归纳思想改造运动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并展现:在知识分子范畴内,运动如何对社会认同开启多元主体的立场(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第三和第四部分将以上海为例,讨论思想改造如何对“知识分子”进行细分,以及如何把个人政治身份烙刻到那些人身上。结论部分建议,以后的研究应当关注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具体化及其社会影响。

      分类的兴起

      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不是社会分类的常用术语。它在共产党内部和学者、作家以及大学生之间以多种含义被使用。思想改造把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推向大众意识。这一社会分类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而兴起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说法。最早出现这个词的出版物是《共产党》杂志,它于1920年由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创办。⑥ 这一术语出现在一篇讲述革命后苏联的文章中,被用来指称受过教育的人,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⑦ 20世纪20年代初,其他用来描述受过教育的人的短语,特别是“知识阶级”,在左翼刊物中比“知识分子”更流行。⑧ 1925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第一次出版,他写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属于“中间资产阶级”,但他同时还使用其他两个短语——“小知识阶层”和“反动知识界”——来概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倾向。⑨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用传统的阶级语言对受过教育的人进行分类。他把官僚、政客和议员当作无可救药的、旧知识阶级的一部分,而把受尊敬的教师、学生和其他现代组织中的人当作是新兴的、有前途的“新”知识分子阶级。⑩

      到3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中共对受过教育的人的主要称谓。毛泽东在1939年的评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不是使用其他短语,而是用“知识分子”来指称受过教育的人。(11) 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哪些人是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清楚。他有时把中学生也当作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把大学生和中学生称作“青年学生”。他有时把“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后者包括了大夫和外科医生,从而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是领取工资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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