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0)04-0096-06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诞生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曾引起世界的巨大震撼。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出于对自由、民主理想社会的向往，对苏俄予以极大的关注。笔者尝试以自由主义的重要领军人物——胡适为中心，集中探讨胡适的苏俄观①，以有助于探究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视域中的苏俄。 近代以来，受进化论影响，中国人求变趋新的思想愈演愈烈，学习西方也力求最新最好。十月革命的发生，无疑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学习目标和选择路径，使一部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俄国的道路。1917年，已留美7年的胡适，正处于归国前夕。当二月革命发生时，胡适在日记中表达了欣喜之情：“俄国突起革命，市战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逊于其弟密雪儿大公。大公亦谦让不敢当也。吾意俄国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②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并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自然契合胡适理想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同年4月17日夜，胡适在日记中又写道：“爱自由谋革命者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徒，摧辱惨杀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③ 五四前后，胡适直接发表的有关苏俄的文字屈指可数，在他的日记、书信中也没有找到与苏俄有关的直接评论。对国内思想界影响甚大的苏俄热，胡适为什么具有相当的免疫能力呢？这还得从胡适归国初期的思想线索中去寻找原因。胡适归国后表示20年不谈政治，要从思想文化领域再造国民，曲线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其时胡适发表文字的着眼点在于宣扬实验主义、文学革命、个性解放。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总是强调实践与证据，在自己没有进行充分的学理研究和实地观察之前，在苏俄成立时间不长，尚未呈现出令人信服的建设成就之前，胡适对苏俄保持了一种实验主义的审慎观察态度。 1919年夏，胡适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开始了仍旧偏于思想方面的议政，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诸多研究成果表明：问题与主义之争并不表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水火不容。就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朋友关系而论，胡适无意与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冲突。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④此文详细论述了如何输入学理、研究学理，说明胡适在坚持自己看法的同时，也试图尽量容纳主义一方的主张，足见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无刻意的抵制。五四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再造中国社会的总体目标上趋于一致，或主张点滴改良，或主张从根本上推翻重建，但终究都是再造。所不同者，只是方法或手段而已。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胡适在政治上并没有与之决然对立，双方一度在文化问题上还有结成联合战线的意味。胡适在1921年初给陈独秀的信中明确将《新青年》同人划为“我们”，而将梁启超及研究系划为“他们”⑤，这里的我们与他们涵盖着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等多领域的区别。一年后，胡适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11条原则全部转载于自由主义者的同人刊物《努力周报》，并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⑥。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宣言中也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肯定“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同一篇文章里，胡适还提到中共的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胡适明确地称中共为“我们的朋友”，并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⑦。到1922年，胡适虽倡导好政府主义，但他又说：“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⑧可见，胡适并不完全拒绝革命。 1919至1922年，尽管胡适表面上对苏俄的评论甚少，但从他与中共的交往及对时局的态度中不难窥见其苏俄观的蛛丝马迹。须知，中共的背后或多或少有着苏俄的影子，胡适一度认中共为朋友，对苏俄自然不可能持显著的反对立场或否定态度。可以这样说，由于受时代环境、私人交往及胡适信奉的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的思想意识与苏俄日益趋近。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均离不开苏联的帮助。1925年北京知识界爆发了一场联俄与仇俄问题的大争论，胡适却未加入。他迟疑甚久的理由是：“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随后，胡适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⑨言下之意，胡适似乎更亲近少年人。胡适虽以实验主义为自己不加入反赤化讨论辩解，但反对苏俄与胡适此时的思想倾向不说相左，起码是不相吻合。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国代表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途径苏联。自7月29日下午到达莫斯科至8月1日下午离开，3天时间里，胡适先后参观了苏联革命博物馆、莫斯科第一监狱，表示很受感动。胡适还接触了国民党方面的于右任、共产党方面的蔡和森和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左派教授梅里姆、哈珀斯，他和蔡和森纵谈甚快，辩论时间很长，从下午3点直到9点。身处实地的参观考察及与各派人士的谈话对胡适的苏俄观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