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胡适对国学的态度，是个较大的课题，本文则把胡适对国学的态度之研究限制在1920年代末以前，即重点在整理国故运动时期。 胡适一生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变化，对国学的态度也是如此。早在1915年在美学习时，胡适在“知识”上是肯定国学的，他说：“我所遇欧洲学生，无论其为德人、法人、俄人、巴而干诸国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其为学生而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者，独有二国之学生耳，中国与美国是已……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已。”①这里提到的政治且不论，在胡适当时的意识里，一个人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是可耻的。胡适当时虽然年轻，但此种说法，已接近于此前即20世纪初流行的邓实、黄节等的“国”—“学”之论，即一国必有其学，一国之人必珍视其国之学。当然，此时的胡适似乎还达不到邓实等人的国学爱国论的程度，他也没有用到“国学”的概念，但显然在知识的了解和探求方面，胡适对作为知识的国学之研求是肯定的。他所说的“其国之历史”、“其国之文学”，就是邓实等所谓“其国之学”的国学。② 其实这样的经验在胡适并非第一次。早在1911年夏胡适在美国参加一研讨会后，在日记里就记下当时一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学生说的话：“君等近日有大患，即无人研求旧学是也。”这使当时的胡适颇感震撼。更令胡适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学者对朱子之学有所了解，而“大称朱子之功”，以致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余闻之，如芒在背焉。”(第27卷，第150页)这显示出胡适当时深感对本国学术知识不加研求的羞愧。虽然胡适没有记录这位美国学者对“大患”的具体说明，但这里也可看出，至少在知识上，胡适对“研求旧学”是肯定的。所以，有学者说胡适早年一直是想昌明国学，这不是没有根据的。③ 随着胡适思想的逐步发展，这种在知识研求意义上对国学的肯定，渐渐发展为“学术”的概念，而同时与之相对，他也明确地建立起“思想”的概念。1916年他在见到马君武以后写的日记，已经区分了“学术”与“思想”，他说：“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第28卷，第383页)照这个区分，对其国之历史文化的知识，是属于学术；而对于其国历史文化之看法，则属于思想。在这则日记中显示出“思想、文学”的眼光，在胡适思想中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了。 这一“学术”与“思想”分化的意识，是胡适此后对国学态度呈现矛盾的根源之一。 在学术上，对中国文化之研究，胡适渐渐重视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的博士论文便是对先秦名学的整理，而且《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使得他暴得大名，也使得他必然要从专业学术的立场正视中国学研究的世界地位与整体发展。特别是在他回国之后，世界汉学的研究成果带给他的冲击必然使得他对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与前景，有更为深切的认识和理解。 1917年7月，胡适在由美归国的途中写下日记，对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关于“中国学”的论文深加赞赏：“日本人桑原骘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第28卷，第582页)而且胡适对桑原文中的“整理”观念，亦认为“极当”。桑原这篇在《新青年》上转载的文章，提出对中国古籍，应先以科学方法整理之，再以科学方法研究之，这一说法对当时的胡适应有深刻之印象，也为他后来倡导“整理国故”准备了基础。由此推之，桑原的文章对当时其他中国学者也应有广泛的影响，虽然当时中国的学者很少对桑原的文章表示直接推崇。 桑原的文章之所以给胡适深刻印象，不仅在于他提出的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古籍，而且在于该文介绍了欧美中国学的研究成绩，颇令胡适眼界大开，胡适在日记里写下：“其所举欧美治中国学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为定中国汉代一里为四百米突，一为定中国一世为三十一年。后例无甚重要，前例则历史学一大发明也。”(第28卷，第582页)表现出他对当时外国的中国学成绩发自内心的赞赏，这体现了他作为学者对学术的追求和认识。 1921年10月5日胡适日记见载：“日本人小柳司气太送我两本《东洋学报》(十一、十二)，中有饭岛忠夫一篇长文……此君从历法上考见《左传》为刘歆之伪作，甚有研究之价值。”(第29卷，第478页)几个月后，胡适又在日记中记录：“日本人小柳司气太邀我吃饭，席上见着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Haneda)先生。此君为东洋史专家，通数国语言文字，曾著有《西夏纪年考》等书。他新从欧洲回来，携有敦煌石室文稿影本四千余卷，将次第印行之。此极好事，我们都应该感谢。”(第29卷，第478页)越多地了解世界国学研究的成绩，胡适应该越能了解国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在世界学术界的意义、前途，以及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与世界的差距。由于对日本中国学研究成绩的逐步了解，1921年8月，胡适在日记中甚至表示：“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第29卷，第726页)。在这些表达下面，可以看到胡适作为一个中国学术研究者所感到的压力。事实上，国学研究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对照下所显现出来的窘况，是当时中国学者相当普遍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