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4-0098-12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文化学”学科与其他各门新学科极为不同，它在西方学术谱系内“还没有建立成功”①，却在中国异军突起，呈现超前态势，成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的一个特例。目前对于“文化学”学科史的相关研究，多以该学科的“成功建立”为基本预设，来勾画其发展脉络和评价其历史地位②。实际上，若联系思想史的背景，考察其“建构”的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意义，比评判其学科“建立”的程度，更具意义。近代中国学人何以如此自觉和执着地倡导和建构“文化学”？近代文化冲突对这一建构具有何种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揭示近代学术与中国思想变迁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能从文化自觉意识的角度，为世界学科发展史提供一个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案例。 一、滥觞：文化冲突背景下的“文化学”学科的倡导 “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倡导，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引发文化观念和文化选择的反思的结果。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产生了对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哲学层面理论思考的需求。 文化概念的输入和传播是进入20世纪国人认识中国和世界并开展相关争论的基础性概念工具，也是“文化学”学科构建的概念前提。黄兴涛对“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有详细的论述，指出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的广义的“文明”，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构成了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③。从“文化”概念的使用来看，广义的文化概念最终在学术上占据主流，特别是在讨论文化比较和文化出路等问题时，作为根本性的概念得到公认。文化的广义含义，成为“文化学”得以倡导的先决条件。其后“文化史”的撰述热潮，标志着国人积极使用“文化”概念来组织新旧知识，提出一套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和认识自身的方法，并以此来进行知识的积累和传播，重建新的认知框架。 与“文化”的概念来自于西方一样，“文化学”的学科概念也来自西方。就对中国学人的实际作用而言，学科概念上的启示比学理上的启示更为显著。中国学人从西人“文化”与“自然”对举的基础上，朦胧认识到“文化科学”的特殊性。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课程的讲义中说：“由学问论上言之，文化科学的提倡，首先发表此论者，虽为文氏(文蝶尔般德，今通译文德尔班——引者注)，有造成今日此派在思想界的势力者，实为理氏(理恺尔特，今通译李凯尔特——引者注)。故一论及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即当依理氏的说以为准则。依理氏的说，则谓学问于自然科学外，当有称为历史的科学或文化科学者，此理一察自然科学的性质自明。”④李大钊心目中的“文化学”，是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总和，不免与“文化科学”在内容上混为一谈，而对“文化科学”能否成立，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说法：“这文化科学能够成立与否，现方在学者研究讨论中。”⑤ 根据目前的资料，从具体学科演进和文化研究的综合的角度，最早倡导设立“文化学”的是张申府。他曾撰文呼吁：“如得取以往各种文化之尘迹而研究之，或设立一种‘文化学’，定不会白费工夫，这也是今日瞩照宏远的社会学者一椿特别的责任。”⑥其后“文化学”这一术语开始在学界使用。许仕廉认为“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现象的社会科学中理论性的一门学科，是研究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现在文化学尚未大发达，然对于西印度土人、欧洲人、及非洲人对于中国文明发达的直接间接影响已不能无疑问”⑦。戴秉衡把“文化学”理解为“比较社会学”一类的学科，他指出不同民族人格上的差异并非天性不同，而是文化风俗习惯之差异，“根据文化学的发现，我们可以无疑地断定一个人的行为及其人格大多半是由他所受的文化势力及其所属的团体生活所决定，小部分是直接地出于人的本性……这种客观的态度是文化学于人格学者最大的恩赐”⑧。这里的“文化学”似乎是“比较社会学”的“比较普通的名称”⑨。 一批学者从对文化出路问题的思考出发，倡导建立“文化学”，并致力于学科建构的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差不多同时出现了几位执着的学者。其中之一是黄文山。黄文山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在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中比较闻名，也参与过中共建立早期的一些政治活动。后来留学美国，留意于文化理论和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对于东西文化问题究应如何评价？对于西方[文](这里原文漏了一个“文”字——引者注)化应如何采择与接受，对于中国旧型的文化应如何‘消留’，对于新型文化怎样为之创造和计划，凡此种种问题的解决，皆有赖于一种客观的科学——文化学——的建立，才能给予适当的解答。”⑩因此他回国后试图建立“文化学”作为一门“纯粹的，客观的”并且是综合了其他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学科，以解决关于文化的重大问题。他用“文化学”的概念及方法论解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因而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学’”(11)。 陈序经是另一位重要的建构者。他年轻时先后留学于美国和德国，收集了西人论述文化的许多著作。在美国时期，他常在谈话或演讲中“有意或无意的说及文化学这个名词，或是谈及这个名词所包含的意义”(12)。1928年陈序经到岭南大学任教，曾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使用了“文化学”这个概念，并介绍这个概念“在西文上，却是一个久已应用的名词了”(13)。1930年至1931年陈序经在德国基尔的世界经济学院的图书馆里，读到了皮格亨的《动力与生产的法则》等书，对文化学在西方的学术发展历史产生兴趣(14)，写成《东西文化观》一文，于1931年4月刊登在《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上。1932年初完成《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其中简单介绍了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论。1933年初，又完成了《东西文化观》的书稿，对其心目中的“文化学”理论续有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