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①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②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③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中共的一切政策策略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这一标准，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不过，邓文注意到国民党对中共抗日态度发生怀疑，同时却又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得出蒋介石此举是“一石二鸟之策”，说蒋的目的是“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甚至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却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属推论或猜测。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也未举出史料来佐证。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来支撑。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也颇多不合情理之处。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藉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或可认为是“激将”。而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与“激将法”有何联系，让人费解。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鸟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太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做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 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的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④而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⑤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则是：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