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八一”纪念初探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建克(1975-),男,河南唐河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1933年,中共基于“扩红”与筹款的现实需要,在苏区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纪念活动——“八一”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活动。经由党、苏维埃、军委的组织与配合,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进行了“八一”阅兵仪式的操演。这次纪念活动既实现了既定的政治动员目标,又透露出一种建构革命军队集体记忆的指向,由此奠定中共此后纪念活动的基本模式。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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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0)04-0042-05

      近些年来,中共纪念活动开始受到党史学界的关注,研究视角既有跨阶段的整体研究,也有阶段性与专题性的专门研究,主要集中于纪念的方式、规模、内涵及功能等方面。研究中共历史上的纪念活动,对审视中共发展历程和一系列重大转折、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1933年苏区开展的“八一”中国工农红军诞生日纪念活动为对象,考察历史过程、特点及其展现出来的政治意义。

      一、中央苏区“八一”纪念活动的发轫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纪念活动是1920年11月7日对“俄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当时是由地方党的小组组织的,其目的是“为俄国共产党的成功而纪念”,也是“为世界革命的前途而纪念,为社会主义的前途而纪念的。”[1]P310受环境所限,中共最初只能采用撰文纪念的形式,且这些纪念文章只能处于半公开状态。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各种纪念活动才相继公开地登上党的政治舞台。从1923年到1927年,中共开展了对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五一(国际劳动者节日)、五四(五四青年运动日)、五五(马克思诞生日)、五七(袁世凯同意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九七(日本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巴黎公社建立日(3月28日)、俄国十月革命日(11月7日)、列宁逝世日(1月21日)、孙中山先生逝世日(3月12日)等纪念活动。这些纪念基本上以撰文纪念、一定范围的集会游行、张贴宣传标语、安排宣传员宣讲等形式进行,在组织领导上采取统一指导的方式。如1925年《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中指出:“以后凡遇各种纪念日及大的宣传运动,各地于遵照中央宣传大纲事项之后,当迅速将宣传之经过,报告于中央。”[2]P635从中共有关文件来看,早期纪念活动大多以宣传俄国经验为主,所选取的时间点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俄国革命与中共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目的是唤起工人、农民、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一切劳苦平民的政治觉悟,以革命动员、表达政治主张为诉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党的各种纪念活动一度停止。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入农村,局部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举办纪念活动随之提上党的日程。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第九十二号通告,提出了“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的口号,[2]P985这标志着纪念活动再次拉开了帷幕。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根据地的发展,纪念活动在苏区成为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苏维埃政府提出,“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2]P996并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政治委员,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抓住每一次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纪念日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确保“一切我们党与苏维埃的口号,……政策,必须是有大多数工农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并且为了这些口号与政策而做坚决的斗争。”[2]P999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纪念活动方兴未艾。12月11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了《纪念广州暴动》的长文,指出“要在纪念广暴运动中,动员一切群众加入红军……迎接伟大的革命高潮。”[3]1932年,纪念活动急剧增多,主要有:“中央苏区纪念列李卢庆祝苏区共产青年团与少先队的代表大会(1月15日和1月21日),兴国二·一八纪念示威大会(2月18日)、五一节纪念(5月1日),丁州市五卅示威、瑞金第九区纪念五卅赤卫军大检阅和胜利县五卅纪念大会(5月30日),福建新泉六·二三沙基惨案纪念大会(6月23日),宁都丁州八一武装大示威(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11月7日),苏维埃政府举行广州暴动五周年纪念(12月11日)、红色中华办报一周年纪念(12月11日)、宁都暴动一周年纪念(12月14日)”等等。[4]由上来看,该期纪念活动开始摆脱以国际共运和俄国革命为主的局限,而中共工人运动和革命暴动日开始纳入纪念活动的主题之中。纪念活动以苏区各县为中心,分散进行,采用撰文、集会宣传的形式扩大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力。

      1933年,中共面临着国民党第五次反“围剿”的现实威胁。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苏区民众保卫边区的积极性,实现“扩红”(扩大红军的简称)和筹款的目标,中共决定纪念活动要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拓展规模,除1932年所开展的纪念活动继续进行外,又恢复了二七纪念日、五五节纪念,新增加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等。这些纪念活动有利于扩大党的影响力与加强党群关系,但是,由于纪念活动仍局限于纪念本身,再加上过于单一和刻板的宣传与纪念安排,其实际效果仍大打折扣。为进一步动员苏区民众,中国共产党遂将“八一”纪念日提上日程。

      二、中央苏区“八一”纪念活动的概况

      1933年,中国共产党将“八一”立为中国工农红军诞生日,明确了南昌起义即八一暴动与其他暴动的不同内涵,即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这体现出党对独立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的认识。为建构“八一”红军诞生日的革命意义,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直接领导了“八一”纪念活动。纪念活动按照纪念宣传、发表纪念社论和领导人讲话、刊发纪念文章、举办群众集会和纪念晚会以及体育运动大会、举行纪念仪式的程序,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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