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土匪问题，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蔡少卿讨论了中共革命中的土匪问题，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观点。①邵雍讨论了中共各时期、各根据地改造绿林武装的问题，涉及范围相当全面。②不过在探讨政策得失的时候，对于红军整肃土匪成分的积极意义认识不够充分，与本文的观点有较大差别。谢庐明、陈东专门探讨了苏区时期共产党对土匪既争取又斗争的策略③，但是篇幅较小，不够深入。杨会清探讨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从江西到陕北对土匪政策的变化。④美国学者裴宜理的研究也涉及淮北共产党与具有土匪性质的光蛋会的关系⑤，虽然与本文研究范围不同，但是其思路颇具启发性。法国学者毕仰高对农民自发反抗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对共产党动员农民的研究也很深入⑥，但是他相对忽视了革命军队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革命者不仅发动了农民，而且把众多农民组织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本文主要把土匪问题当作创建红军过程中的内部问题，通过以小见大的方法，从红军和中央苏区创建时期的土匪问题入手，力图揭示共产党如何在动荡不安的农村吸收和改造具有明显落后性的成分，创建具有坚定信仰和严密组织的新型军队。虽然土匪问题主要存在于井冈山根据地初期和地方红军之中，在后来发展壮大的主力红军中影响有限，但土匪武装是红军吸收的最落后、最野蛮的成分，通过研究土匪问题的解决过程，能够比较充分地表现革命军队“大熔炉”的威力，进而深刻揭示红军明显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崭新品质。中央苏区的创建始于井冈山，后来由于红四军的转战，核心区域逐渐转移到从赣南到闽西的二十几县，这是本文涉及的主要地理范围，时间范围则主要从1927年到1931年。 一、收编土匪武装是红军建军初期迅速壮大的重要手段 清朝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多猛增到4亿。到清末，人多地少的矛盾极为尖锐，大多数农民生活困苦。辛亥革命后形势更加恶化，民初十几年军阀混战不休，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也完全丧失，大量破产的农民和散兵游勇沦为土匪，土匪暴力活动成为农村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充斥着有关盗匪在乡村制造骚乱和伤人的报道”⑦。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大批信仰不坚定者离开了共产党，留下来继续战斗的革命者也被迫撤离城市，他们与南方各省农村中遭地主武装追杀的众多农运骨干结合在一起，依靠极其有限的力量，勇敢地发起武装暴动，创建红军和苏区。在1927年中共开始武装暴动时，由于军力薄弱，收编土匪成为迅速壮大革命武装的重要手段。当时中共中央很重视在暴动中吸收土匪武装，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和改造，这个策略最初发挥的作用有限。暴动失败后，小股红军和游击队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偏远山区寻求生存机会，这些地区常常有大量土匪武装盘踞。而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之下，这些土匪也往往倾向红军，很多土匪武装被收编充实到红军中，迅速壮大了革命力量。在创建初期的红军中，土匪武装占有不小的比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红军游击战术的某些重要成分也直接来源于土匪武装多年积累的生存经验。 (一)从国共分裂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 1927年7月国共分裂以后，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党正式决定了转入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而在当时的暴动计划里，联络人数众多的土匪武装占有重要地位。在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里，对武装斗争最为坚决的毛泽东明确提出“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认为通过土地革命一定能赢得土匪武装的支持，进而批评有些同志像孙中山那样只想利用土匪，并提出对土匪武装应以诚相待，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兄弟”。⑧在会上居主导地位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们不但不利用，并且还应确定其经济地位”⑨。所谓确定经济地位，就是在阶级划分中把土匪定为“破产的农民”，既然是农民，当然是阶级兄弟。八七会议在中共中央的层面上明确了联络、领导土匪武装的政策。 其实早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湖南中共党组织在危急形势下已产生了“当大王”的想法。省委派郭静笳到浏阳组织第一路指挥部，后郭见平江、浏阳兵力薄弱，即主张“退到浏阳及江西边界去当大王”。⑩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刚刚分共的时候，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已经提出上山学习土匪是军事上长期斗争的方法。(11)在湖南省委给毛泽东并转中央的信中提到：“中央最近所示的军事三步办法，即：(一)设法改编挨户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图自保；(二)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三)上二者都办不到则埋枪。”湖南省委比较认同“上山学匪”的办法，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这一方法，“潭部已收集了一百二十四支枪上了山，兵极可靠，负责同志郭咏泉来省请示，即坚嘱其负险固守，正式作匪”。湖南省委的总体结论是：“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支枪尚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12)当然这里只是提出学习土匪的生存策略，保存现有的力量，还不是通过收编土匪壮大力量。 在震动全国的“八一”南昌起义中，收编土匪武装成为军事工作的重要方面，起义领导机关曾经大规模改编土匪武装，但是实际效果有限。当时深入土匪的工作人员在报告中谈到：“叶贺军队南昌举义之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我即于此时受前敌军委命令赴抚州接洽土匪工作”；“抚州六县原属平原之地，无高山险阻，大股土匪不能容身，只有小股土匪，每股为数十人不等”。工作人员“遍访他们的首领”，提出收编条件为：遵从命令和政策，保护贫农利益，掩护第十一、第四、第二十军后方安全。土匪首领要求供给枪支弹药，革命委员会慷慨同意提供枪2000多支、子弹50万发。土匪300多人到抚州搬运枪支，虽然搬运未完即被国民党军队击败，只运出1200支枪、10多万发子弹，但招集了2000多人的队伍开赴江西、福建山区，然而后来这支队伍遭到失败，在埋枪700余支后分散，60名土匪首领在抚州被斩首示众。(13)南昌起义中虽然拨出大批武器弹药改编土匪武装，但来不及对其进行深入的改造和训练，战斗力薄弱，所以很快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