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3-0060-08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影响之下，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总结，提出了“反帝”口号。从历史的综合角度考察，这一口号的提出和运用，为中共领导之下的革命确立了一套阐释原则和斗争目标，从而为自身行动确立了合法性的政治护身符。但在此过程中，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对此口号的质疑一直在比较广的范围内存在，尤其是“反帝”口号与中共背后浓重的苏俄背景之间的矛盾更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1925年下半年，关于苏俄问题在知识界引发一场大辩论，中心论题即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是否应“联俄”或“仇俄”①。这场争论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反映了国内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各种观感与态度，本文选取其中与中共“反帝”口号相关的部分，从这一角度探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复杂生态，并检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所遭遇的多重处境。 一、中共“反帝”口号的提出及其社会反响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最早将“反帝”作为明确的政治口号与奋斗目标而提出。中共建立之后，源于苏俄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开始广泛介入到中国思想界当中。1922年7月，中共在“二大”上规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②。这一般被认为是中共提出“反帝”口号的开始。在一年后中共“三大”通过的大会宣言中已经出现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字样③。此后中共的一系列文献均采用“军阀”、“帝国主义”作为思想表述及革命动员的中心词汇，规定国内的革命对象为“军阀”，国外的对象为与“军阀”勾结的“帝国主义”。 中共虽然提出了“反帝”的口号，但只处于宣传阶段，社会最初对此反响一般，以至于陈独秀在“三大”上提出中共虽然在“反军阀”、“反帝”口号之下工作，但“反军阀”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反帝”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他提醒党员要更加注意对后者的宣传④。此时，中共也很少从理论上系统阐述帝国主义的概念，只是将以往使用的“列强”、“列国”等概念转化为“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就等同于侵略主义。 在1923年11月召开的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中央局报告》指出，由于《向导》等报刊的影响逐渐扩大，“因此社会上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大会(指中共三大——引者注)后比大会前渐渐浓厚起来。”⑤时间进入1923年底之后，“反帝”口号依托于中共的大力宣传以及日益兴起的民众运动，逐步开始在社会层面产生了影响。1924年5月14日的《中央局报告》总结，在1923至1924年间，随着列强进攻日急，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已采用“反帝”口号；而且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的民众运动发生⑥。 1924年夏，因苏俄使馆移交问题引发了一些城市的“反帝”浪潮，中共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年9月，北京反帝大同盟建议将9月3日至9月9日定为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周，中共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将其9月3日出版的机关报《向导》定为“纪念九七国耻专号”，并发掘出义和团抗击列强这一“历史资源”进行“反帝”口号的宣传。中国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在1924年之前对于义和团均持否定态度。1924年9月3日，《向导》第81期作为“九七特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义和团的文章，第一次大规模公开正面纪念义和团。这些文章一改往日忽视甚至贬斥义和团的论调，转而将义和团纳入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序列，充分肯定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⑦。 此外，在中共对“反帝”话语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不仅对义和团事件进行了重新的阐释，而且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都进行了重新解读，“帝国主义”被建构为中国在19世纪所遭苦难的罪魁祸首与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权利的丧失都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已经支配了中国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同样一个事件在新的解释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意涵与价值。共产党人对近代历史的重新阐释，显示出了他们浓重的政治意图，现实斗争形势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历史进行思考的方式。正是在这种阐释之后，国民革命的外部目标逐渐明晰，毫无疑问，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一切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而成为国人的现实革命对象。 五卅运动之前，各地民众的“反帝”活动在规模上都不算大，但经过国共两党(尤其是中共)的积极宣传，第一次在普通民众层面集中阐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症结这一问题，大众的热情被激发，从而为五卅时期“反帝”口号在全社会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五卅运动作为一个契机，使得“反帝”口号在全社会范围内发出了最强音。南京路上的枪声使得国人真切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实际存在，英国巡捕的惨杀使得“帝国主义”从此不再是抽象概念，而以一种直观的形象展现于国人面前，“帝国主义的文明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破产了。”⑧在追究五卅事件何以发生时，“帝国主义”的存在被认为是最根本性的原因，这种定性迎合了当时民众普遍的社会情绪，一直令国人困惑的问题在此找到了答案。瞿秋白提出：“假使五月卅日以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那么，五月卅日以后，至少已经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人！”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