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死于上海吗?

——与吴越先生商榷

作 者:

作者简介:
闻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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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汪精卫不是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而是死于上海虹桥医院,据吴越先生描述,其经过是这样的:

      “这期间(指1944年4月4日至同年11月10日),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照料。(指1944年4月4日,伪广东省长陈耀祖被刺毙命事。)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了,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汪的情妇)来。他坚持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本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8月4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制造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因为他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①

      简言之,在汪精卫赴日治病期间,1944年4月4日广东省长陈耀祖被刺,陈璧君不得不从日本赴广东处理善后事宜并坐镇广州,汪精卫利用陈离开日本之际,与周佛海合谋坚持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并把施旦调来护理。汪一到上海就密电陈璧君,陈亦用密码回电汪。这两份密电均被重庆军技室破译送交蒋介石,蒋即命戴笠趁机暗杀,而且居然谋杀成功。

      事实果然是如此吗?此事牵涉到周佛海、陈璧君、施旦、特别是汪精卫,让我们考察一下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住院治疗期间,他们活动的轨迹,从而分析蒋介石谋害汪精卫一说是否真有道理?

      (一)1944年8月4日周佛海是否应召到了日本?

      检1944年8月4日《周佛海日记》:“八时起。到行(指伪中央储备银行)。见客多人。下午,接见冈藤,谈日本新内阁性质。旋见客数人。晚无事,花园观月。十二时寝。”

      请看,在8月4日这一天,从早8时起床至晚十二时就寝,周佛海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飞去日本与汪密议。而且日记中与冈藤谈到的日本新内阁性质,也是很现实而为汪政权非常关心的问题。按:1944年7月18日,日本东条内阁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辞职。22日,小矶国昭组成日本新内阁。汪伪国民政府即发表声明称:小矶内阁的成立,“必将有更强力之新姿态出现,以适应此新局面”。可见周佛海与冈藤谈日本内阁性质,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周佛海去日本是1944年8月9日。

      据《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称:“9日,汪精卫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离上海抵名古屋。”“(10日)周佛海去帝大医院探视汪精卫,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②

      8月9日、10日的《周佛海日记》,更有详尽的记载:“七时起。八时赴机场,淑慧率幼儿(幼海)、慧女(慧海)送至机场。九时半起飞,一时至福冈,沿途极平静……下机地点为歧阜县之军用机场,列机在千数以上……临时电话名古屋,候一小时半,汽车始到,已六时矣。与汪孟晋(汪精卫长子)及汪小姐先行,送余至观光旅馆。适柴山(柴山兼次郎,时任日本陆军省次长)亦先两日到,两人商汪先生病况严重,似乎[是否]据实告汪夫人?当决定大约告知,但不使其失望。”

      “(十日)七时起。八时赴医院,先与汪夫人略谈,旋见汪先生。三月初一别,今半年矣!病骨支离,为之潸然。汪先生谓,本人病非短时期可愈,国民(政府)主席任期十一月底即满,拟即辞去,由余与公博负责代行。当劝其不必考虑,安心静养为要。旋医生来换药,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又云,汪先生病恐不起,至少须长时期,盼吾辈预想善后办法。当告以不忍,并不敢想及此事。复商近事,告以今后治安第一,拟以孙良诚调苏北代项致庄为绥靖主任,而以项为浙江省长兼绥靖主任,调傅式说为建设部长,调陈群为考试院长,而以任援道为江苏省长兼绥靖主任,取消第一方面军。旋约柴山同谈,彼此意见一致。柴山将汪先生病状详告,但言并非绝望。旋复见汪先生,承示主席任期满,可以继续,不必提出连任。下午游名胜。夜车赴东京。”③

      笔者之所以不惜详尽地引述周佛海这两天的日记,是为了回答吴越先生在书中强调的几个问题。

      1.1944年8月4日周佛海赴日与汪精卫密商之事,纯属子虚乌有。2.陈璧君自1944年4月4日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被刺毙命后,按吴越先生“声东击西”的说法,即被迫赴广东亲自回去料理,从此再也未回到汪精卫身边。请问在11月10日陈、周的对话,而且涉及到汪伪政权绝密的人事安排,还有日本政要在场,难道是周向壁虚构?还应指出,周佛海对陈璧君最担心的伪政权最高职位“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周告陈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当汪精卫垂死之际,陈璧君仍念念不忘争权夺利。周佛海还牢骚满腹地说陈璧君将他和陈公博视为“权利之徒”,真可谓将陈璧君此时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陈璧君、周佛海的对话,是如此生动而重要,所以要否定陈璧君不在日本名古屋医院、不在汪精卫身边,是不是不顾起码的事实?3.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大医院始终未离开半步,这是有大量事实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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