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0)03-0086-06 1930年5月起源于江西赣西南地区后蔓延于全国各苏区的肃AB团斗争是中共历史上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江西地方党史工作者经过艰辛努力，终将这一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冤案告白于天下。对此，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郑重指出：“所谓‘AB团’和‘社会民主党’，前者于1926年冬成立，1927年4月即行解体。后者在中国从未建立过。但中共中央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1](307页)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订本再次对上述结论作了如是肯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错误地开展了这场长达5年之久的肃AB团运动确系“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为此，苏区党政军组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对于这一重大历史冤案的性质属“扩大化”，还是根本性错误？至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笔者认为这一分歧将会成为中央苏区肃AB团冤案难以彻底昭雪的根本症结所在。据此，文章探源了党内肃AB团“扩大化”之说的缘起及其形成，剖析了“扩大化”之说的现实危害性，得出党内肃AB团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性错误的结论。 一 党内肃AB团“扩大化”之说的缘起 中国共产党内部肃AB团最早发端于革命斗争蓬勃兴起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据史料记载：1930年5月18日，中共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发布了《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首次指出在江西吉安的“西区儒林等地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2](上册，600页)，这是目前从大量历史资料中看到的第一个确切记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混入了AB团分子且当了“支部书记”的最早的文件。由此，1930年5月，便成为共产党内肃AB团的开始。 1930年6月，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大纲》提出“把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针对着改组派AB团勇猛的杀去！”要求苏区群众“努力做到”：第一，“扩大反改组派AB团的宣传，使革命民众个个都晓得改组派AB团是我们的敌人”；第二，“严密革命群众的组织”，“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第三，“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为了肃清红旗下的“奸细”，《大纲》还规定凡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者”，凡干部中有“出身不好者”，凡亲友中有“行动不对者”都要交“苏维埃拿办”[2](下册，631-636页)。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作了如下记载：“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这几种在政权机关里发现得有，永新破获改组派的组织，兴国、永丰、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有AB团的组织，尤其是吉安西区AB团有二千余人，自首有七八百人。”[2](上册，248页)如此“严峻”的态势，使赣西南党组织加快了肃清AB团的“力度”。 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了《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通告根据刑讯逼供和诱导式得出的口供，认定AB团是有入党誓词、组织系统、联络暗号、活动方法、暴动计划的混入共产党内的庞大的特务组织。为此，通告作出了三条决定：第一，“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第二，“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第三，“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2](下册，639-651页)。令人心惊的“杀无赦”，使众多连AB团为何物都不清楚的革命者就这样无辜惨死在“左”倾肃反斗争中。 由于滥捕滥杀的直接后果，导致赣西南党内出现了人人自危、个个恐慌的局面。面对此情，连制定二十号紧急通告的赣西南特委也开始感到愧疚与不安。1930年10月5日的《赣西南会议》记录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一时期“党内尚流行一种惩办制度，同志犯错误时，不在思想上同他斗争，开始即用枪毙的手段对待，被枪毙的人大都因发现他们是AB团分子。……不过杀得太厉害罢了”。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对共产党党内肃AB团斗争最早、最直接的批评。 然而，肃AB团斗争并没有就此止息。当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于1930年10月攻克江西重镇吉安后，在听取地方负责人汇报时获悉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在近半年内肃出的AB团竟占了全部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时，震惊之余，轻率地作出了依靠红一方面军的力量“挽救”赣西南党和政府“危机”的决定。为了“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红一方面军和江西省行委在10月26日通过的罗坊会议决议中作出了两大决策，一是“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二是“改选原有全部苏维埃政府”[2](中册，263-264页)。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导下，凡有嫌疑就抓，抓了就逼，逼出来就信，信了又抓，抓了再逼，再供、再信、再抓。如此周而复始，所谓的AB团分子像雪球式的越滚越大，以致肃AB团的祸水由地方党的组织蔓延到红军内部，于是，11月的黄陂肃反和12月的富田事变相继发生。 富田事变发生后，刚就任苏区中共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没有简单地附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把事变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分析了富田事变的性质，批评和抵制了总前委肃AB团的错误，主张用会议的方式，澄清认识、解决纠纷。项英稳妥、求实的举措，稳定了人心，避免了分裂，一度缓解了赣西南党内滥捕滥杀AB团之风。然而，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后，遵循六届四中全会成立的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在舆论宣传上大反“放松肃反的错误”；在具体行动上把参加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捉拿关押，红20军副排长以上的干部大部分被处决，部队番号被取消，士兵分编补充到其他各军。1931年10月，《苏区中央局十月真电》称：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为此，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随之被撤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