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4－0094－09 随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变，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启动的拨乱反正步伐逐渐加速，中国在1979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段。在这一年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获得极大改变，以往被林彪、“四人帮”歪曲和篡改的党史也逐步得到修正，成为拨乱反正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极左思潮扭曲和压制的中共党史研究初步摆脱了庸俗政治化的困局，1979年由此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之年。 一、一九七九年的三大政治思想史事件 1979年以拨乱反正的全面推进为显著特征，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孕育与发展的，学术思想史与政治社会史呈现出共融互通的局面，“在制约任何史学研究领域之演变的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是史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环境，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①。从学术史的视角观之，至少有三大政治思想史事件对党史研究的形态转变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推动国家战略转移之际，在长期“左”的思潮影响下累积的历史问题成为最大的掣肘之一。事实上，平反冤假错案在三中全会前业已启动，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则是从1979年开始的。在这一年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持续升温，全国上下迸发出强烈的平反呼声，社会上出现了“要求把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问题统统翻腾一遍”② 的状况。这一形势促使中共中央相继为一批“文化大革命”大案及其牵连到的重要人物平反，而且直面“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积案，进一步推动右派改正工作，并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人一律平反。由于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大都涉及到党的历史，因此拨乱反正也体现出对党史的一种新的认识。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与反思1949年后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承认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反右倾”。这些“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则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等。这个讲话虽然对党史重大问题的清理还是初步的，但毕竟已能正视严重的“左”倾错误，成为检视党史上“左”与右关系的重要节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左”与“右”关系的正确认识，是拨正党史的枢纽所在，而关键又在于对林彪、“四人帮”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性质定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界和理论界或将它们的性质确认为“极右”或“假左真右”，或将“极左”作为其“极右实质”的表现形式。这一状况在1979年发生了根本转变。学界一致认为，应当用实践标准判别路线是非及其归属，“左”倾才是林彪、“四人帮”两大政治集团的基本特征；如果继续将之作为“极右路线”来批，继续反右，势必越批越“左”，重蹈历史覆辙；之所以仍将其性质认定为“极右”或“假左真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恐右病”，总觉得提反右比较稳妥，长期回避反“左”，“现在是澄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吃够了指‘左’为右的苦头……中国要大踏步前进，必须认真地清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③ 胡华在回顾党史上历次“左”的错误后指出：“一部党史告诉我们，‘左’的危害，是最主要、最严重、最惨烈的危害，这是无可置辩的铁一样的事实”，“我们必须加强对党史的研究。”④ 可见，对两大集团极左性质的认识，提供了重审党史的契机，而对党史的新认识又为理解其极左性质提供了历史支撑，批判极左与拨正党史得以结合。另外，一些学者的历史认识超越了当时的政治语境，深刻地勾勒出极左思想与封建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黎澍就较早地洞悉到“四人帮”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极端保守、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势力，这一势力及其背后的思潮与中国革命未彻底消除封建主义影响有根本联系⑤。1979年，他再次撰文强调了这一点⑥。对两大政治集团极左性质的确认与批判，从历史脉络上触及到极端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层面，使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迅速上升为主流话语，引起了全国上下对于反“左”重要性的理论关注，反“左”成为拨乱反正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氛围。这一氛围又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活动中得到强化。 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是1979年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活动。综观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文本，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历史学者的努力下，加之形势变化，对五四运动史的重新审视与研究成为影响思想文化氛围的重要元素。学者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打击封建主义的意义，再次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凸显出五四的思想启蒙特质。研究者强调新文化运动中“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亦即前者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冲击为后者的传播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学界重新解释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一经典话语，指出“彻底的”只是就这个时期的文化革命精神而言的，并“不会导致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文化已经由五四时期的文化斗士们一举把它彻底肃清、从此可以安然无事的推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文化运动，还只是一个开端”⑦。黎澍则明确指出，五四后的中国革命也并未完成彻底反封建的任务，因此“必须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方式，彻底地清除一切封建思想残余及其影响，把六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的反封建思想革命进行到底”⑧。五四运动史研究者高度评价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现象，以此表达对封建专制思想摧残个性、压制自由的反抗，以及对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精神与文化渴求，显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为重铸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丰盈的历史资源与学理支持。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推行、对“文化大革命”两大政治集团极左性质的定位与批判以及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形成为1979年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氛围。这三大政治思想史事件均与党史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其核心价值理念即是直面与反思党的历史中“左”的理论、路线、政策、实践与后果，由此重塑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利于突破极左思想的束缚与禁锢，也为党史研究者打破各种思想解放禁区提供了重要平台。 二、打破思想解放禁区的强烈诉求与党史研究理念的初步转换 由于党内经年累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内存在着一大批为当时主流政治社会所不允讨论和研究的所谓“禁区”，这成为制约拨乱反正、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早在1978年邓小平等领导人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必须打破禁区的禁锢。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鼓励知识分子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在理论上彻底肃清极左势力的专制主义作风。部分与会者大力批判“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基础，批判极左路线并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这些思想理论问题基本上都属于宏观范畴的党史或与党史直接相关，因而理论工作务虚会有效地促进了党史的拨乱反正与学术研究，而下半年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推动了这一进程。所有这一切都为文化解禁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学界冲破禁区的声音终于在1979年发展为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普遍性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