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熙明,台湾苗栗亲民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初期的平汉路战役(豫中会战),日军以大规模兵力与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造成国军惨败。国军惨败的重要原因是蒋介石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后,作了错误的军事部署。情报判断错误的原因,除日军保密措施良好、国军电讯被截听外,也因长期以来前线部队普遍提供夸大失实情报,造成军委会不信任,军委会遂主导情报判断的真实性。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有两个重点:(1)在日军从黄河北岸准备至发动攻势的初期,始终误判为如往常人数不多的局部攻势。(2)日军目的是歼灭国军主力,却误判为打通平汉路,因此将军队部署在地形平坦的许昌,企图以阵地战配合附近山区精锐部队进行侧击,以便击破日军。国军在许昌失利,在匆忙奉命撤退的混乱中,通讯中断,遭日军围歼而导致惨败。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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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1944年4月,日军为挽救不利的太平洋战局,在中国正面战场集中大规模兵力,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或称太陆打通作战,中国称豫湘桂会战)的战略反击,企图打通日本本土通往东南亚的平汉与粤汉铁路大陆南北交通线,并摧毁威胁日本本土与东海海洋交通线安全的中国西南部空军基地。一号作战的序幕战是日军自北岸渡黄河,沿平汉路向南发动攻势,在河南省形成的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河南会战或由日文译为己号作战,日本称为京汉作战或コ号作战),豫中会战大致包括前期4月17日至5月初的平汉路战事,以及中后期日军进攻洛阳与灵宝的战役。此役前期的平汉路战事,国民政府军队(以下简称国军)以惨败收场。

      国军此役惨败,正面战场的实力本来就不如日军是原因之一,但造成重大损失则是始料未及。国军惨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报工作的失误。此役爆发前至会战后的5月初,在搜集日军情报过程中,不论中央与前线,均获悉日军有打通平汉路的行动,也制定了防范计划。国军从中央制定战略与部署部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到责任战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负责平汉路作战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及汤部前线部队等各级单位,均须依赖各种管道的情报,以便了解日军的战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当时中央与战区前线对日军的情报判断,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情报互动过程,如何导致了国军的惨败,正是本文分析的课题。

      关于此役国军的情报判断,过去的研究较少。日本官方的《河南の会战——一号作战(一)》提到了国军的部分情报以及日军的因应措施,但没有分析国军的情报与其军队部署之关系。① 台湾的一些著作,包括白崇禧的回忆在内,对国军的部署计划没有提出负面看法,认为国军失败原因是日军的战车部队能使其战局迅速发展。② 其中,《抗日御侮》还指出,此役日军的兵力优势较之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时,实有过之,但没有说明日军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时,国军为何仍采取牺牲惨重的正面抵抗。③ 大陆叙述正面战场的重要通论学术著作,均以“失败”或“惨败”等词来形容此役国军的状况,但未提及其情报判断。④ 《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一号作战”条目提到:“相较于日方于战前彻底之准备,中方于此次应战实处于极度不利情形之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和参谋长史迪威不仅在人身关系上冲突达到最高峰,同时,对于日方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上亦多所失误。尽管1944年初重庆方面即获得对方在华中及长江流域有非常活动之情报,并在2月以后,对于日方准备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攻势情报也越趋清楚,但以后局势之展开仍出其所料之外”⑤,也未提及情报为何判断失误等相关内容。

      此役牵涉的当事人,主要包括蒋介石、蒋鼎文与汤恩伯。《蒋介石日记》事后记载:“此次战略错误,则战术自必溃败矣”⑥,但“战略错误”及其原因究竟何指,并未说明。蒋鼎文在1944年6月的第一战区检讨报告中提及,“对敌装甲部队缺少防战装备”、“作战部署未能适合指导方针”、“兵力极度分散,且又配置重心过偏于南”⑦,其内容也未说明失败与情报之关系。后来他在台湾接受口述历史访谈时,含蓄地说明了失败的部分原因:“统帅部所得情报未尽正确,因而处置未尽切合实际”⑧,还是未能详细说明相关内容。

      汤恩伯部的河防部队首先面临日军渡河攻击时,据一百多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指责,他竟然在距郑州前线五六百里外的鲁山泡温泉,虽然带了译电员,却与部队失去联络。⑨ 但参政员要追究他的责任时,他却推卸给共产党与河南民众,又得到了蒋介石的庇护:“今天你们要求严办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⑩,因而未受军法处分(11)。大陆出版的回忆录也提及,战后不久汤在陈诚奉命召开的检讨会上,被迫担起败战责任,但私下却将责任推给蒋鼎文。(12) 汤部高级幕僚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一书中指出,前线部队情报失灵与不熟悉闪电战,否则中央就不会下令汤部在平原地区与日军决战,尤其是日军出动包括装甲师团在内共8个师团(约20万人)的大规模攻势,汤部竟误判日军只是像武汉会战后的诸多战役一样,“使用兵力不足”,认为战争至多是3个师团的“窜扰扫荡性质”。此外,此书将败仗责任推诿给蒋鼎文。(13) 1964年,台湾的汤部含蓄指出,此战役失败有中央战略失误的因素。(14) 1978年,汤部第三十一集团军(附最精锐的第十三军)总司令王仲廉认为,“上峰作战计划,仅限于平汉路作战计划”,“此为上峰指示作战精华所在”,造成汤部副司令长官部的幕僚们判断“敌人进犯企图,只限于平汉线;估计敌人使用兵力,最大限约四至五个师团”。(15) 汤与其部属的看法,涉及了有关战略与情报的内容,但未说明中央与前线部队在情报判断上的关系为何。

      本文结合上述资料,利用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军委会搜集情报及情报分析为主的资料,来探讨蒋介石、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等领导人与机构在此役中的情报判断与惨败结局之间的关系;并透过这一课题,来探讨蒋介石与军委会在部署正面战场的决策过程中与前线部队情报判断之间的关系。

      二、日军制定作战计划与对国军的情报判断

      (一)豫中会战前的军事环境与日军制定作战计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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