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到1980年代末，在第三帝国这一宏大的历史题材中，纳粹大屠杀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这一现象现在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自那以后，有关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已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历史学家将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于纳粹屠杀的起源、发展、影响及后果的研究，其他专业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提出他们的研究观点和视角，这使得相关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和庞大。除了传统的被称为“历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框架的成果外，也有了专业涵盖多样，并得到各方承认的研究佳作，它们涉及了文学、电影、社会学、法学和考古学等诸多学科。如就纳粹屠杀的记忆研究这一相关的问题领域而言，很难说它独属哪一个专业。在如此众多的学科语境中研究“纳粹大屠杀”，探讨它的学术网络是如此的宽泛和多样，相关成果是如此众多，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自信地进行完整的概述或全面地参与其讨论的各个方面。 相关学术作品的扩散与传播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即在西方世界的大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记忆重现逐步占据了文化意识的中心。诸如《辛德勒名单》、《钢琴师》或《生死阅读》的电影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并在学术界之外激起了广泛的辩论。相关的展览和纪念成为欧洲及美国博物馆业的一大特征。那些与纳粹屠杀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国家纷纷建立受害者纪念馆——从小的、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庄受迫害、遭驱逐的犹太人纪念馆到宏大的、由国家赞助的、纪念全欧犹太人受害者的纪念馆。与此同时，无处不在或易于接近的纪念场所，如对前纳粹集中营的展示和有组织的参观访问，特别是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导致一些人警告出现“大屠杀旅游”的危险，担心这样的活动会取代对过去犯罪和苦难的反思。 此外，从对强迫劳工赔偿的辩论或德国正规军队参与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的讨论，到伊朗总统称纳粹屠杀为“神话”，似乎每年都有由大屠杀遗产所引起的国际事件，而且纳粹屠杀似乎成为评判其他的反人类罪的无可争议的准绳。对许多历史学家、活动分子和其他时事评论员而言，纳粹屠杀的独一无二性是不言自明的，本质上，其他的种族屠杀或殖民屠杀与其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上述理解并非源自学术观点或长时间的比较研究，更多的是来自于感性认知。在这样的氛围中，大众文化遮蔽了对纳粹大屠杀的学术理解，换言之，所谓的纳粹屠杀的独特性本身就是“纳粹屠杀虔诚”文化的一种表达，反过来，类似的断言又强化了这一文化，而不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展示其内涵。 实际上，尽管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正是此种文化倾向强化了一些人对所谓的纳粹屠杀独特性的坚持，同时，又加剧了另外一些人对存在的其他种族屠杀和暴行的敏感性。例如，过去20年对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研究①，对19、20世纪之交欧洲殖民列强在非洲犯下的各种屠杀罪行的研究②，以及近10年来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③。但总的来说，迄今为止这些屠杀和暴行往往被忽视或是被边缘化。 毫无疑问，尽管这些研究兴起的部分原因是20世纪末再次出现驱逐、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案例——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对其他种族屠杀的学术兴趣的出现与纳粹屠杀研究本身的迅速扩张并非完全是巧合。越来越多的其他暴行的研究成果④ 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机会，反过来，这对纳粹屠杀的学术理解又是非常有益的。 本文通过对1945年以来的有关纳粹屠杀的学术性历史研究的综述，强调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开启新视角的研究范式以及以南京大屠杀为参照物的比较研究的路径，并希望对不断增加的比较研究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文章的第二部分概述了纳粹屠杀的历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展示了该研究路径的出现增加了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的可能性。第三部分根据纳粹屠杀历史研究演变的启示，尝试勾勒出进一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可能的视角与方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专家进一步的对话，而在此之前，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及其他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是在彼此孤立地发展。 二 第一种解释第三帝国和纳粹大屠杀的研究范式是“极权主义”，它在法西斯主义时代就已出现。⑤ 战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应用这一范式强化了第三帝国的这一形象，实际上，纳粹政权的宣传也促进了这一形象——强有力、高度集中和有着一个无所不能的独裁者的全能国家。这一范式同时也被用来解释苏联，并暗示两者之间存在种属关系，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孪生敌人。这一范式假设第三帝国权力的运作是自上而下的，命令的发布完全是基于政权领导层的意识形态，并由国家的行政组织付诸实施。该假设的关键是存在广泛的恐怖机构，它们控制着绝大部分德国人，并预防任何有意义的反抗。其具体形象的体现就是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在此研究范式中，绝大多数德国民众被认为是纳粹政体的被动受害者，或者是无辜的旁观者。 在早期叙述第三帝国历史的文本中（绝大部分相当肤浅，很少涉及纳粹大屠杀），大屠杀罪行的责任被归咎于纳粹政权上层的一小撮组织者——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及其他纳粹精英及纳粹党卫军内的一小撮罪犯，他们应该为集中营和死亡工厂的罪行承担全部责任。如此叙述的辩解功能是不言自明的：在强调党卫军罪犯兽性品质的同时，也突显他们与普通、“体面”、文明的德国人的差异。后者使自己相信，他们对第三帝国的罪行不负有任何责任，第三帝国的独裁统治使得他们除了顺从之外别无选择，另外，第三帝国的绝对封闭的特征也使他们不了解这些罪行，而这些罪行只是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⑥ 这代表了50年代的正统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