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关联和分野

作 者:

作者简介:
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苏州 215123

原文出处:
江苏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陈独秀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着相对密切的交往,彼此的思想既有关联,又有分野,具体表现则因无政府主义的派别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取与对待传统的态度上,陈独秀与天义派产生了思想隔膜;由于共同信奉科学和进化论,他在思想上与新世纪派较为接近,又因自身的务实与新世纪派的激进姿态拉开了距离。与无政府主义第三代的争论表面上起于现实态度的冲突,其实透露出的是同道者之间深层的经验主义取向与纯粹理想主义取向的差异。从这些属于激进主义内部思想异同的对比中,不难看出陈独秀思想的多重性,特别是过去较少为人所关注,却对其一生颇有影响的务实的一面。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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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的前30年对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早已为海内外学者所揭示,而对于同属激进主义阵营中其他代表人物如陈独秀等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关联上世纪50年代即有国内学者涉及,到了80年代以后,也曾有少量专题论文出现。但是,受环境的制约,这些论文大多将1920-1923年前后,陈独秀与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作为研究对象,力图证明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截然二分以及前者比后者更加进步。这明显化约了陈独秀与现代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思想史问题。事实上,无论就思想发展言,还是从人员变化看,现代中国无政府主义均是一个变量,而陈独秀本人的思想也是一个变量,两个变量并不对称,好在陈独秀与现代中国几代无政府主义者都有直接的交往和思想上的交叠,这就使本身不甚对称的变量之间形成可比性的同时,也凸显了彼此思想的多重面相。

      一、根之于进取:陈独秀与天义派之间的思想隔膜

      在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之前,日本学者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介绍早已开始,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部分相关著作也陆续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1903年无政府主义者张继以“自然生”笔名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也是利用日文资料编译而成的。张继1899年便到日本留学,1901年10月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留学时,两人成为好友。他们先后加入了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励志会分裂后,其中的“激进派”如陈独秀、张继等组织成立青年会,以后陈、张二人又加入了章太炎主持的亚洲和亲会。没有第一手资料证明陈独秀此时就具有世界主义思想,但1905年他拒同盟会而于1907年入亚洲和亲会,多少也与亚洲和亲会在种族和民族问题上比同盟会更加开放有关。

      陈独秀结识天义派另一重要代表刘师培的时间是1903年。当时陈在上海与章士钊、张继等人创办和编辑《国民日日报》,年方20的刘师培在京城会试失败回扬州后又抵上海,与章、陈等人交往并且向《国民日日报》投稿,只是此稿仅列目并未刊出,直至《国民日日报》结集出版才收入《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是文名《黄帝纪年论(附大事年表)》。章士钊后来回忆说:“盖当时革命、立宪两党,文字相伐,互立职志。一则曰君主,一则曰共和;一则曰保教,一则曰保种。由此发轫,两方所用年号,于焉不同。前者为康、梁一派,用孔子纪年,后者孙、黄一派,用黄帝纪年”①。显然,刘师培1903年时不仅赞同孙中山、黄兴革命派的种族和民族观,而且以自己汉学所长,从理论上为革命派造势和证明其正当性。

      但由于陈独秀对革命党人狭隘种族和民族观存有异议,在排满问题上,他明显不如张继、刘师培表现得那么决绝。其时,陈独秀有诗云:“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②陈独秀的特立独行也不是远离革命阵营,他也参与爱国及革命活动,但直到1905年在安庆成立岳王会,任总会会长,方将矛头指向清廷。岳王会时期陈独秀仍以特立独行自命,故既没有加入张继、刘师培等人所属的同盟会,也没有加入蔡元培为首的光复会。

      1907年刘师培、张继在日本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办演讲会、出《天义》报,正式鼓吹无政府主义。此时,作为好友的陈独秀也正在东京。可是后者并未参与其事。潜心苦读,不事外务,只是陈独秀生活的一个写照。未能加入并未参与活动,倒很能说明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天义派之间确实存在隔膜。刘师培所编《天义》报以及后来的《衡报》上并无陈独秀文章出现③,而到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虽然在第2卷第2号“通告”上说吴稚晖、张继等名流愿担任本志撰述,但张继、刘师培并未涉足。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并不在细节,也不在反清革命的大方向以及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诉求,而在于彼此之间思想取向的差异。

      张继自称不擅长文章,从《国民日日报》开始便撰文不多,他主要以行动和演讲实践或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东京的“社会主义讲习会”演讲记录中就有张继主持会议及若干次演讲的报道④。《天义》报以及随后的《衡报》则几乎是刘师培以一己之力支撑着。刘师培对古典经学、文史的谙熟,是他消化西方思想的基础。他往往以中国古代思想家相参照,企图在批判的基础上,找寻一种中西思想的对应物,介绍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时也不例外。刘师培论证无政府主义适宜中国的原因,就认为中国古代民间即有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故中国最适合实行无政府主义。

      在近代中国,中国与西方虽有传统与现代之不同,但在一些知识人那里也并非一开始就存天然二分之意。1916年以前,将西方新潮思想与传统相比类也是陈独秀偶尔尝试的方式。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敬告青年》中,陈独秀要求青年进取,其中的榜样也有孔子,而将王阳明拿出来作为道德的典范,则是1904年前后陈独秀另一篇文章的意见⑤。但对于“进取”二字,陈独秀是异常地在乎,他此处对孔子和王阳明的赞许,也主要与进取有关。“进取”是陈独秀对西方文明最初、最为直感的认知。“进取”的反面自然是“听天由命”。陈独秀不仅是从道德层面批评“听天由命”,且将此一取向直接诉诸于政治层面,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1905年他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亡国篇》第三章“亡国的原因”中对中国人“只知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表示不满,并以此为亡国的原因之一⑥。而无为不进取,被他直接追溯到老庄那里。这一点与天义派刘师培等人将老子当作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父,可谓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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