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B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3-0111-13 中国佛教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合法的、带有一定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分化、整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佛教会成立、分化、整顿的过程，显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双方的冲突与调适。 一、中国佛教会成立过程中的政府支持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佛教的组织化要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地佛教团体有此消彼长之势。1927年5月，武汉佛教徒在汉口佛教会会址成立两湖佛化联合会，并设两湖佛化讲习所；7月，安庆组织安徽佛化总会。与此同时，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则通令各县党部解散僧道团体，取消佛化社。[1](P192)佛教团体何去何从？佛教界希望南京国民政府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1927年5月，伍朝枢于国民党中央第93次政治会议，提议保护宗教团体，经会议表决获得通过。[1](P192)但是，同年8月7日，谛闲、圆瑛等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僧众组织宗旨纯正之团体”，却遭到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否决。[2]其后，佛教界一再请求成立佛教团体，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持。玉慧观提出，“于今的佛教，差不多等于散沙一般，虽是同属在一个佛教系统之下，而其各个精神上只有自私自利，‘各扫门前雪’，所以养成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他呼吁佛教徒开诚合作，“力谋组织上的统一”[3](P3) 佛教界要求成立佛教团体，从消极方面来说，是由于外力所迫以应对外部危机的一种办法。在1928年“庙产兴学”风波之中，佛教界深感无政府认可的合法组织，交涉不便。闻兰亭、可成在中国佛教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说：“现在这佛教会最要紧的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犹如革命军先打好了外敌而后可谋内里的统一。”[4](P57)达如法师是中国佛教会监察委员，参加了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执监大会及就职典礼。用他的话来说：“现在中国佛教会只想对外，如请愿‘保护寺产’，修改‘寺庙管理条例’等事，这是中国佛教会对外的政策；至于对内政策，现在就只希望各省县组织佛教会而已。”[5](P285)这些说法道出了中国佛教会成立的部分初衷。佛教界要求成立佛教团体，从积极方面来说，是要参与政治和促进佛教的复兴。太虚在《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一文中指出：“现在政治环境已变，僧众对此当大大觉悟，应即改变其旧来之处世方法以图生存发达。以现在国民对于国事皆应有参与政治之行动，实施此种权利，首应有各种团体之组织，……出家者为佛教住持僧，在家者为佛教正信会，将此两部联合起来，由县而省，由省而全国，即可构成一整个的佛教团体。”[6](4)因此，太虚积极主张成立佛教团体的缘由之一是便于政治参与。 佛教界主张组建佛教团体，不仅是政治参与的需要，也是改善佛教、普及佛教、促使佛教复兴的需要。1929年3月，大醒指出，“我们要弘扬佛法，我们首要注重结集团体，现在佛教中的有知识者，太分裂了；有心整兴佛教的热心者，太涣散了，我们不能不设法集合他们同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共同合作。”[7](P28)太虚也认为：“中国佛教徒之习惯，在养成个人之高尚，不注重以佛法去救世；又为个人之修养，不去谋人类之共同解决。今后吾国人士，欲改善佛法、普及佛法，即在使全国佛教徒组织一团体，以倡行各种事业。”[8](P113-114)当时，佛教界都意识到要使佛教复兴，离不开一定的组织基础。 (二)中国佛教会的成立 对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太虚早有基本构想。1928年5月，太虚在上海发起“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对发起宗旨、具体方案、主要目的作出了详细说明。[9](1P2-4)太虚期望通过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一全国统一永久的法定佛教团体”。在全国统一团体未成立之前，于南京先成立一筹备处，各省分设省筹备处，限半年完全成立。 1928年6月，太虚等正式呈请国民政府组织中国佛教会。呈文指出：组织中国佛教会的目的，在于“集中全国寺院僧众及各种佛学团体之策力，一面整理佛教，一面发扬佛学，同时举办各种教育慈善等社会事业，俾有合于时代之潮流，而无背于佛陀之大法，庶几数千年先德所遗之精神的遗产，得以发扬光大，随世运国运以俱进”。[10]太虚呈内政部整理宗教文所附条陈中，还提出了中国佛教会的基本组织框架，即纵向而言，中国佛教会应有中央、省、县三级组织，横向来说，中国佛教会大致可分为“僧众部”、“信众部”，出家僧尼为中国佛教会僧众部当然会员，在家信佛民众则任其自由加入，为中国佛教会信众部会员。[11](P3) 中国佛教会筹组之时，6月23日，太虚应蒋介石之邀自上海赴南京，谒蒋于总司令部。第二天与蒋同游汤山。期间，太虚向蒋介石提出组织佛学团体的设想，蒋介石深表赞同，北上前托人送来赞助洋300元为筹备费，并给介绍函7件，请太虚往晤谭延闿、蔡元培、钮永建、薛笃弼、王正廷、李烈钧、张静江等政要。其函曰：“沙门释太虚，为今日中国佛教中之健者，主张佛教改善，已颇著有成绩，其潜修极苦，著作等身，尤非寻常缁衣者所可仰其项背。兹以中国佛教会事来京，乞为一言介谒左右。盖夙钦护法愿宏，必能大有造福于佛教，敬仰实出于至诚也。爰泐数行，伏维台察，俯予接见为荷。”[12](P9)由于有蒋介石支持，国民政府对于太虚等人成立中国佛教会的请求也作出了积极回应。7月6日，国民政府秘书处致函内政部，要求内政部查照核办。7月11日，内政部致函国民政府秘书处：“查集会结社自由为法治国通例，惟有无妨害地方秩序情事，应由地方官署负责考查此案。”内政部要求太虚等“径向该管地方官署呈请核转，以昭慎重”。[13]但是，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张静江等认为，当时社会上反宗教、反迷信风声正紧，国民政府不宜出面提倡宗教，以设立佛学会为宜；名佛学则研究佛陀哲学者皆可与会，名佛教则未信佛教者恐不愿到会。[4](P7)诸发起人协商后认为，佛教之“教”，本指“言教”，与“学说”同义，以“学”代“教”，理无不可。[15](P6)故该会创立之始，原包含学会与教会两种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