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庆刚,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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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1-0088-14

      “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仅就2006年以来发表的有关“大跃进”研究论文(包括当事人的回忆)作一概述,以期推动“大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对“大跃进”发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大跃进”发动的原因是学术界一直探讨的老问题。任贵苓认为“大跃进”发生的原因有国际环境影响、社会历史原因、反右派斗争影响、毛泽东个人原因和体制上原因。[1]齐霁等认为有理论与实践方面、国际方面、国内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心理方面、中央体制及毛泽东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反右派斗争影响的因素。[2]张明霞总结了国外学者对“大跃进”发动原因的探讨,主要有“一五”计划起因论、不断革命起因论、派系政治起因论等。[3]孙瑞华认为,快速发展生产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是“大跃进”发动的美好愿望;“左”倾错误逐步在党内占了上风是“大跃进”发动的主要原因;赶美超英浪潮是“大跃进”发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国际背景;社会主义阵营蓬勃生机这一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大跃进”发动的条件。[4]张佩娟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是“大跃进”发动的首要原因;力图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其发动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共的政治权威为其发动提供了现实可能;中共的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为其发动提供了组织保障。[5]陈燕考察了“大跃进”发动的经济体制原因。[6]李和平总结了“大跃进”发动的历史成因有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急于求成、错误地批评“反冒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存在弊端等。[7]

      关于国际环境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韩金玲认为面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现实,中国必须超常规、高速度地发展——发动“大跃进”。[8]赵付科等认为,“大跃进”是由苏共二十大带来“思想解放”走向极端的“创造”;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运中赶超战略和浪潮的影响,是“大跃进”发生的直接外在动力;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非正常化发展,又使毛泽东产生了率先进行“赶超”的想法。[9]柳绩等认为苏联因素的影响始终浮现于“大跃进”运动中。[10]张勇认为,毛泽东提出“赶超英国”,既与国内反“反冒进”思想一脉相承,也与第二次访苏期间受苏联影响有关。[11]韩钢认为,毛泽东在同西方国家竞赛的同时,也与苏联展开竞赛而且更看重这场竞赛,可从这一视角考察“大跃进”的由来。[12]

      关于国内环境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唐正芒认为,1957年整风运动不仅在思想上为“大跃进”做好了舆论准备,而且因反保守而制订的高指标,又在事实上为“大跃进”的开展定下了目标。[13]罗重一等考察了“大跃进”发动之初的组织环境,认为南宁会议点燃了“大跃进”的导火索;成都会议确定了“大跃进”的高速度;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北戴河会议把“大跃进”全面推向高峰。[14]林蕴晖认为,“大跃进”的发动与当时党内形成的无法提出不同意见的政治氛围有密切关系。[15]邓昀考察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农业“大跃进”发动的关系,认为它拉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16]

      关于体制和个人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余英认为,1958年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既是农村“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又进一步支撑了工农业“大跃进”。[17]方赛容认为,毛泽东“敢想敢说敢做”思想被片面渲染,成了发动“大跃进”的舆论基础。[18]高其荣等认为,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对“大跃进”的发动起了直接而又具体的推动作用。[19]

      关于社会历史、心理方面的因素对“大跃进”发动的影响,杨奎松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的一个“强国梦”,也是当时举国上下成百上千万人想要创造人间奇迹的集体雄心的写照。[20]李朝军等认为,公众群体性运动的无意识、盲目性以及非理性等特性在运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1]梁志敏认为广泛存在的“急于求成”、“骄傲自负”、“‘左’比右好”、“盲目攀比”、“崇拜权威”、“趋利从众”等特殊社会心理,对“大跃进”的发生、发展和持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2]

      另外,邓进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改变落后的局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群众才会认同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大跃进”成为选择。[23]黄宗华等从传播学的角度指出,“大跃进”的发生是政治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领袖传播、组织传播和媒介传播等合力作用的结果。[24]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与“大跃进”发生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大跃进”的起点和发动标志,韩钢认为,如果不拘泥于口号,“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开始的。[12]赵勋进考察了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后的情况,认为它的召开表明了“大跃进”的正式发动。[25]关于“大跃进”发动与赶超思想之间的关系。李守可总结了三种观点:毛泽东赶超思想的发生与发展是“大跃进”发生的重要原因;毛泽东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构成前因后果的关联;毛泽东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双重互动关系。[26]罗平汉[27]、钱堂容[28]指出,赶超思潮与整个“大跃进”相伴始终。另外,刘家钦对“十五年赶超英国”口号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一口号在国内是1957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先公布的。[29]姚润田也对“赶超”口号的演变进行了分析。[30]关于“大跃进”的指导思想,王治涛认为,“不断革命”论阐述了“大跃进”的前提、赶超目标和途径、领导和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问题,是“大跃进”的指导思想。[31]他还分析了“不断革命”论的意义与不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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