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及会员制度

作 者:
刘晓 

作者简介:
刘晓,1978年生,山东费县人,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0

原文出处:
中国科技史杂志

内容提要:

依据档案资料,对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制度的来源、产生、沿革、组成情况及历次会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展示了我国学术界独立探索建立学术评议制度的过程。研究认为,学术会议和院士制度一样,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李石曾是学术会议制度的主要领导和设计者,有许多独到的理解和创新。学术会议既突出北方学界和留法学者群体,又着眼全国,力求学术评价的公正。当然,受历史条件所限,北平研究院建立学术会议制度的程序不够完善,首届会员的推举也缺乏公开透明。分析这一制度的得失,并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相对照,对我们理解我国学术评议和交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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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2010-01-14

      中图分类号N092:G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41(2010)01-0026-17

      研究机构与学术评议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科学建制化成熟的重要标志。各国国立性质的科学院,一般都选举院士(Academician或Member),只有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的学者才能当选,并获得国家的认可。20世纪20年代末,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相继成立,没有立即进行院士选举,而是成立实体的研究所。这是因为现代科学事业处于起步阶段,重大学术成就不多,在国际崭露头角的学者很少,难以选举。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筹备时期实际上更多借鉴法国高等院校的研究院模式,极为重视学术研究的蔡元培和李石曾力图借助大学区教育改革,分别在大学院和北平大学区内筹备研究院。由于这一教育改革遭遇挫折,加之学术界派系对立,以留美学者为主体的中央研究院和以留法学者为主体的北平研究院被迫脱离高校系统,分别在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领导下建成实体的研究机构。[1]下设研究所并开展具体的科学研究,是我国两大最高科研机构成立初期的突出特点。

      抗战胜利在望之际,为促进战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完善学术交流、评议机制,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分别筹备建立院士制度和学术会议制度,二者性质相近,但组织过程迥异,既相互借鉴,也不免竞争。目前,学界对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选举、院士会议等关注较多,其制度方面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2—4]但北平研究院建立的学术评议制度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北平研究院的创建者和院长李石曾是学术会议制度的主要领导和设计者,有许多独到的理解和创新。学术会议既突出北方学界和留法学者群体,又着眼全国,力求学术评价的公正。分析这一制度的得失,并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相对照,对我们理解我国学术评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1 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研究会体制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创立之初采取务实建院策略的同时,并未忽略院士制度方面的建设。中央研究院计划设立评议会,北平研究院则拟议成立“学会”,作为学术评议机构。随着各研究所的次第设立,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评议会”,选聘评议员,以“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

      北平研究院在李石曾的主持下,制度方面则颇有创新。李石曾早年留法,曾在巴黎大学和巴斯德研究所学习,对法国的科研和教育体制十分熟悉和推崇。但他不愿照搬,而是按自己的理念和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受百科全书派思想的影响,李石曾在北平研究院的设计上延续其“无所不包”的风格,计划设立天算、理化、生物、人地、群治、国学、文艺等7个部,部下设立研究所和研究会①。

      研究会与研究所并列,是北平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特点。李石曾解释说:

      本院中设立研究所与研究会两种组织,研究所与研究会之区别,各有不同。盖研究所有机关性质,有研究员及办事人,每日办公。研究会则仅集多数专门人才,于私人研究之余,在一定时间,共同集合,以交换心得及讨论进行方法。研究所有如外国大学博士实验组及各学院之性质。研究会则与外国大学博士会、学会、研究会等机构相似,此二者本系两种组织,在本院合二为一,实为各国所无,亦为新环境使有新结果之定例。②

      李石曾按早年在巴黎参加各类研究会的体会,认为这类研究会各国“随时皆有,足以因之发明新理,获益良非浅鲜”。北平研究院1929年10月制定的《组织规程》第5条规定:

      研究院设若干研究会,或以之替代未经成立之研究所之职务,或以之扶助其他研究所之不足。各研究会由院长聘请会员若干人。各研究会各设常务会员及干事各一人或数人,均由院长聘任。有关系研究所之研究员,均为当然会员。([5],1页)

      北平研究院研究会中规模最大、运行最为成功的是史学研究会。常务会员为吴稚晖和李宗侗(兼干事)。1936年升格为史学研究所,所长由徐炳昶担任。水利研究会由副院长李书华负责,成员多来自华北水利委员会。这两个研究会均聘有多名会员,数次召开会议。

      而经济研究会、字体研究会、海外人地研究会更像是微型的研究所,各只有1—3名会员从事研究。除史学研究会(每月经费1800元,与研究所相近,远高于其他研究会的每月500元)外,各研究会的运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水利研究会在1932年后就基本停止了活动,经济研究会1934年后才正式开始工作。而且,随着各研究所工作的不断扩展,研究院的经费日益紧张,研究会的经费被削减。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平研究院迁昆明,这些研究会和其他附属机关全部关闭,仅保留了包括史学研究所在内的8个研究所③。北平研究院初期还打算组织“学会”,分别延聘院内外专家定期开会,研讨各自领域的学术问题,惜未实行。

      另外,北平研究院各所早期聘有特约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系荣誉性质,不支薪,均为国内外该领域权威人士。如物理研究所聘有吴有训、叶企孙、胡刚复等,化学研究所聘侯德榜、吴宪等。北平研究院还聘有多名外籍特约研究员,如雁月飞(P.Lejay)、铎尔孟(A.D'Hormon)等,他们大部分来自法语国家,显示了北平研究院与法国科学界的紧密联系。1930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Paul Langevin)被聘为名誉研究员,这也是北平研究院历史上唯一的名誉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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