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既往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口号着墨颇多，对国民党“反帝”口号的研究则相对不足①。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国民党也曾在一段时间内高举“反帝”旗帜，但由于不同的政治理念与思想资源，处于合作状态的国共两党在相同的政治口号之下，对于具体的“反帝”步骤、方式、目标等问题，双方的理解并不一致。本文主要对国民党的“反帝”口号进行简要探讨。 一、国民党“反帝”口号之提出 虽然孙中山早在1904年就已使用“帝国主义”这一名词②，但一直到1924改组之前，国民党并未以党组织的名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其最初提出“反帝”口号主要是受了中共的影响。 “反帝”的呼声虽然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存在，但最早将其作为明确的政治口号与奋斗目标而提出则是中共刚刚建立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源于苏俄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开始广泛介入到中国思想界当中。在此影响之下，中共首先喊出“反帝”的口号。1922年7月，中共在“二大”会议上规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③。在一年后中共三大通过的大会宣言中已经出现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字样④。此后中共的一系列文献均采用“军阀”、“帝国主义”作为思想表述及革命动员的中心词汇，规定国内的革命对象为“军阀”，国外的对象为与“军阀”勾结的“帝国主义”。 国共合作开始之后，中共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开始影响到国民党。1923年11月，中共决定帮助国民党矫正政治观念，“根据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⑤这年年底，中共官方刊物《向导》明确地表示：“国民党不仅是担负打倒军阀的使命，而且要变成推翻帝国主义的急先锋。”⑥同时，以鲍罗廷为代表的苏俄顾问对广东政局的深刻介入，也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国民党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此次大会宣言中，国民党扩展了其早期的民族主义内容，在“排满”目标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加入了“反帝”的内容： 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于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⑦。 会议期间，孙中山还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谓：“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不但为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亦不但为压制亚洲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且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广州政府现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并建议建立反帝联合战线⑧。 虽然国民党一大正式提出了“反帝”的主张，且孙中山对此也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表态，但处于合作状态中的国共两党在“反帝”问题上时有摩擦。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就认为，改组后孙中山的政策“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⑨。共产国际也批评：“国民党人，甚至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在思想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片混乱。一会儿他们说，先要消灭军阀，然后再考虑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很少谈论后者，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国内局势上，主要是放在同所谓的军阀的斗争上。一会儿他们说应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彻底改变它的教育等等。他们没有这样的明确概念，即在中国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军阀统治；不先消灭帝国主义，国家就不能统一，任何政府，包括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就不能建立。”⑩中共认为，要想推动国民党及孙中山的“反帝”意识更加坚决还需要契机。这个契机就是1924年下半年的广东商团事件。 1924年8月10日，广东商团所购价值百万元之军械由挪威商船运抵广州湾后，广州政府以“瞒领护照”及“私运枪械”为由将其扣留。为争还扣械，广东全省138埠商人于25日前后举行全省大罢市，各属乡团士绅也成为罢市运动之后盾。孙中山打算“武力解决”罢市风潮，警告商人如不开市，将命令军队炮轰、火烧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西关。消息传出后，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向广州政府发出通牒，抗议广东政府“对一无防御的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并威胁“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队，应立即行动”。孙中山据此认定“此次之叛乱，指挥之者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有势力之机关之代理员”，宣称“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曰排满，至今日吾人之口号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者之干涉，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11)。可以说，国民党自身处境受到威胁更加强化了其“反帝”立场。 扣械事件一发生，鲍罗廷就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共产国际也认为这是进行反帝宣传和加强孙中山与西方对立的更好机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中共对于此次商团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背景进行了大力阐发。蔡和森称：“广东商团事件，可谓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12)《向导》上的另一篇文章也认为商团事件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形势危急，“即孙中山若不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反革命到底，则广州政府势将被逼迫而完全失其反帝国主义性成为国民党首领主持之非国民党政府。”(13)孙中山在几番犹豫之下最终决定以武力镇压(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