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土改中的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

——以建国初期的苏南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一平,上海财经大学历史系讲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诉苦和划分阶级是苏南土改运动中消灭地主阶级、树立新权威的一种有效动员手段,在改造传统内向型乡村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苦”、“阶级”等话语的深入人心历经了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一系列互动,成为农民国家观念形成和社会重新类型化的发端。诉苦使农民的苦难从私域走向公域,将生存竞争转化为阶级矛盾;阶级划分根据土地、劳动、剥削等要素赋予乡村成员新的身份特征,把各种社会关系纳入意识形态框架,确立了一种国家控制下的新型等级秩序。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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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这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①作为近代乡村社会重构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环,土地改革被认为是一场涉及激烈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②动员农民的重要性自是毋庸置疑。近年来,相关研究已经超越了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宏观叙事,开始关注村庄的微观实践,尤其是动员机制和农民行为。其中,诉苦和划分阶级在改造传统内向型的乡村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成为消灭地主阶级、树立新权威的一种有效手段。诉苦及由此催生的政治觉悟是农民积极参与土改的前提,划分阶级则是农民与地主划清界限展开面对面斗争的开始,对“阶级”的认知实际上贯穿于土地改革的整个过程,构成了随后没收与分配的合法基础。然而“苦”、“阶级”等话语的深入人心并非一个简单的灌输过程,而是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一系列互动,折射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在外来政治力量进入时的应对机制。本文正是从诉苦和阶级划分入手,以档案史料为基础,试对1949-1952年苏南土改③中的村庄动员和社会分层作一细致分析。

      一、村庄里的动员:诉苦

      (一)阶级建构:诉苦的功能分析

      共产党发动土改的基本依据和合法性,源自其领导人对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权威性估计,地权分配不均和阶级压迫被认为是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因。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章有义、乌廷玉、郭德宏、黄道炫、赵冈等学者对近代地权分配做了新的估计:地主富农所占土地为土地总数的50%左右甚至更少,地权分配趋向分散而非集中。④因此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在主体还是结构层面,都是由表达来完成客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共产党保持着阶级区分存在于每一个村庄的幻象。⑤在土改运动中,诉苦正是实现这种表达作用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诉苦最直接的必要性在于弥补阶级框架与乡村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把各种差别转向生存道义,乃至提升到经济和政治的高度上来。

      土改中的诉苦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⑥在诉苦运动中,通过把“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使它们“穿越日常生活的层面”,建构起与“国家的框架”的联系。⑦而正是诉苦才使得阶级建构得以顺利完成。李里峰在对华北土改中的诉苦作了精细研究后,指出“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诉苦的种种顾虑;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账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借助种种动员技术和策略,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⑧诉苦中注意进行农民与地主的对比教育,使农民“找到穷是如何来的原因,认识到两个阶级到底是谁养活谁”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把阶级分野作为改造农村的出发点,成功地摧毁了此前精英的社会和经济基础。⑨

      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利益调整过程,土地改革在改变着农村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在建立着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⑩在此过程中,阶级视角下的各阶层在诉苦过程中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们的扮演和国家的政策一起促进了新的乡村权力机构和基层政治格局的形成。我们知道,普通农民的交往圈极为狭小,他们了解的多是自己身边的情况,知识的匮乏和模糊的感知使农民难以辨识阶级的概念,外界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认知,(11)因此对于诉苦这样的行动无法准确理解。其利益的计算受制于有限的生活场景,加上传统乡村固有道德观念和宗族意识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框架下进行的民众动员工作,最初进展并不顺利。因为诉苦并非乡村内部阶层直接对抗的结果,而是政治动员或国家重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打倒阶级敌人,其实质是要反映地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从日常生活提升农民对党的认知,进而认同国家的合法性。不过农民国家观念与民主意识并非同步发展,而是仍旧受到权力运作的影响。在个体苦难向群体传播、从私域走向公域的过程中,通过凸现一些典型事件而有意淡化另外一些因素,给阶级敌人归罪,目标是获得反对旧秩序的集体共识。这要求每个人的参与和一致表态而不能保持沉默,构成了农民心理集体化的前奏。

      (二)宣传引导:诉苦初期的运作

      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不仅土地分散,租佃关系也很复杂,在部分农民看来土改无地可分,从而产生了怀疑的想法。如梅村区香平乡贫农张新根说:“地主的田都在农民手上,能分到啥格田。”贫农谢伦书说:“富农田不动,地主租借田都在农民手上,哪里分得到田。”(12)农民并不认为穷困来源于阶级压迫,而往往看作个人奋斗的结果,这在以往被视为“宿命论”思想。如无锡县荆福乡贫农说:“一两黄金四两福,拾得横财不敢要。”(13)香平乡张志仁说:“不要怪地主,只好怪自己命苦。”(14)无锡县查桥乡贫雇农说:“穷是日本人来弄穷的,不是地主剥削穷的。”“地主蛮苦的,解放前收不到租,分了田要没有吃了”。(15)吴县新合乡贫农王坤龙说:“地主吴阿根不是剥削成家,是省吃俭用,剥削自己的嘴、自己的身上。”(16)无锡有的贫雇农认为,没有地主富农,穷人就饿死了。(17)在这里,地主也只是乡村里谋生的一分子而已,与农民有着相依相存的关系。

      当然乡村里的贫富差别总是存在的,因此不少贫雇农希望秋征前就土改,好分地主的粮食和楼房。如无锡梅村镇贫农说:“早点分田,我们好种麦,明年收麦子,过好日子,真翻身。”开会一喊就到,积极参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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