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之后不久，国共两党爆发史上最大规模内战，共产党军队用不到四年的时间，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政权。诸多学者试图从政治上(如国民党之腐败而速朽)抑或军事上(如共产党之用兵如神)之角度去解释国共两党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本文则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战争“后勤学”之角度，透过对中共政权的资源提取机制来破解那一段历史的隐蔽真相。 一、文献综述 国共内战不仅是一场战争，也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一个现代国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如果我们把这场战争视为20世纪以来中国所有大小规模战争的延续和最高潮，可以说新政权的建国历程与西欧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历史逻辑上庶几近矣：通过战争来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并且在战争动员中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网络的有效渗透，强化其“基础性权力”。①对于战争与现代国家形成之间关系的理解，查尔斯·蒂利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指出欧洲国家建设中最成功的模式，也就是引起后发国家竞相效仿的，就是英法式的所谓“资本化强制”道路，即强制集中与资本集中两者相结合的道路，它的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渗透和支持，达到“强国家—强社会”的格局。这样的国家最终在战争中获胜，自强于民族国家之林，乃是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克服精英对资源的侵吞，②从社会中获得持续的资源供给、后勤支持和忠诚。 虽然更多的中国学者喜欢将蒂利关于“资本化强制”道路的解释模式用于分析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③但是它运用到国共内战的分析中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甚或说更为贴切。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共基于农业社会进行的资源提取，其结果无法造就西欧“资本化强制”道路所导致的资本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即所谓“不出代议则不纳税”，而呈现出国家独大的一面倒趋势，国家通过社会提取不仅强化了其“基础性权力”，其“专制性权力”也不遑多让。不过，我们援引蒂利之解释，并不在于用其结论，而在于欣赏其分析之角度和路径。方德万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值得称道。他发现，在抗日战争的头几年，国民党尚能对兵源地区进行集中动员，持续招募新兵来对日作战，故而有能力发动数次大规模会战，但是1941年迁都重庆之后，国民党就沦为战争的配角，因为退避大西南之后国民党“能够征兵又不致影响当地生产率的人力资源已经枯竭”。④方德万的研究虽然没有涉及国共内战，但是他把征兵与维持乡村生产率作为有效资源提取的一对变量，暗示国民党失败的一个诱因就在于丧失了对乡村兵源地区的“有效”资源提取能力，而这在1941年之后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方德万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一条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解释战争成败的行之有效路径。众所周知，内战前后中共统治的解放区，其社会结构的变化都是围绕土地改革而发生的。研究土地改革的文献，在探讨这一不寻常举措的历史意义时，都提及它广泛动员了解放区民众积极参军，但是众多学者更注重土改对于“阶级结构变化”的意义，⑤而把征兵当作是阶级结构变化的次生结果而已。⑥更有历史学者认为土地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中共在农村贯彻阶级斗争政策的现实需要等复杂因素使然，并非专为了应付内战而生，⑦就此而言，解放区的征兵动员，或许只是土地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胡素珊在《中国的内战》一书中，专辟一章讨论了土地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土改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发动土改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减租减息与土改运动的关系是什么？⑧胡素珊的探讨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是碍于资料搜集上的困难，她更多是根据表面历史资料加以推断而非做具体的实证考察。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等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他们通过对华北平原饶阳县的案例研究，梳理了共产党通过改造农村社会结构，将国家权力渗透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全过程。他们用“静悄悄的革命”这一有趣的术语来形容抗战期间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并指出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如何随着内战的迫近而落幕的过程。⑨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弗里曼等人只是在叙事，而并未分析“静悄悄的革命”何以被土改运动这场“闹哄哄的革命”取代的原因。在前述这些研究启发之下，国内学者王友明博士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的土地改革研究就颇值得肯定。他的研究不免涉及土改与征兵动员之间的机制性问题，在此问题上，王友明支持胡素珊的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中共的组织动员机制。⑩王友明在分析叙述上将土改与征兵割裂的做法略嫌轻率，不过这也是他基于孤立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上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相对而言，李里峰的研究就没有受限于孤立个案，他从曼瑟尔·奥尔森的理性选择理论角度，探讨了土地改革动员过程的“选择性激励”是如何在中共和参军农户之间建立一种互惠关系，将参军这一国家意志置换为农民保田保家的切身利益，从而把乡村社会成员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大大便利了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资源提取。(11)不过，由于过分注重对一般解释模式的运用，李里峰的研究对于土地改革的复杂性和政策的微妙性采取了大而化之的态度。 基于以上这些已有的研究，本文打算将土地改革置于国家建设的语境之中来加以分析。从研究策略上，这样做意味着将土地改革的意义提升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来理解，是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过程，其结果更多在于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提取能力，而非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可以说，内战前后中共正是通过土改拥有了方德万所说的国民党在1941年之后在乡村丧失掉的优势，那就是扩大兵源的同时可以做到不破坏甚至提高地方的生产率，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实行减租减息，中共的这一优势并不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