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朱家骅除短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外，③其职责不直接涉及外交事务，但他仍以其职务、身份和拥有对德联系渠道之便，参与对德外交，开展对德工作，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德外交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向蒋介石提交意见和建议；第二，与中国驻德使馆人员联系，表明对德政策立场和应开展工作的要点；第三，向国民党党部驻北平、天津、上海负责人及新闻界人士作出有关对德工作指示；④第四，与德国外交界及新闻界人士、国民政府前德国军事顾问等德方人士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络，侧面进行对德工作；第五，通过中德文化协会等机构开展对德舆论外交。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论述欧战爆发后朱家骅在对德及对大国方针上的立场及相关活动，联系对象主要为中方人员与机构，如驻德使馆人员、国民政府有关高层人士、中德文化协会等，其中又以驻德使馆参事丁文渊为重点。 欧战爆发初期朱家骅的对德立场 1938年2月蒋介石决定由朱家骅赴德执行外交使命，3月底朱家骅受命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出使德国任务被推迟。朱家骅对赴德一行始终持保留态度，但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和欧洲战争的爆发，他对中德关系更为关注，在国民政府的对德外交中也有更多参与。 1939年1月，国民政府新任驻德大使陈介在柏林递交国书，中德关系暂时保持在不继续明显恶化的状态。⑤8月，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此影响德日关系进入短暂的冷淡期。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国民政府高层迅即商讨应对方针，蒋介石主张对德宣战，支持召回驻德大使，朱家骅等则表示应暂不作表态。⑥国民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导致对德外交一时应对失当。9月8日，陈介大使通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受本国政府之命他将回国述职，离开柏林的时间大约在9月12日。德方认为，陈介奉命回国只是国民政府对德国迟迟不让陶德曼大使返回中国作出的反应，并未想到此举是中国政府因欧战爆发而采取的针对德国的行动。9月9日，陈介又突然通知德方，中国政府指示他推迟回国。中德关系因陈介继续留驻德国而避免过早陷入僵局。 欧洲战争爆发后，处于抗战困难时期的国民政府面临与大国外交的变局，在此背景下朱家骅与驻德使馆参事丁文渊频繁联系，了解有关动态，商讨对策。⑦朱家骅通过丁文渊开展对德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自己随时可能出使德国任务创造较为良好的条件。 9月23日，丁文渊致电朱家骅，报告德国近期对外政策动态：“对日尚敷延［衍］，而主要在联苏俄，瓜分波兰时对俄极让步，对华仍不即不离。”来电中最重要的是直接涉及中德关系的内容：德国“亲华分子现设法推动德俄说日本与我早和，俾日专力南向攻英，使华独立无损，保全中立而与德以原料。闻外次已首肯，戈林亦赞同，惟外长尚惑于汪十月组织伪中央说，现正在设法打销。”⑧ 德国亲华分子“说日本与我早和”的意图在于，使日本能集中其军事力量在亚洲牵制英国，以此配合德国在欧洲的战事。虽然这一设想与希特勒的欧洲战略相符，但外长里宾特洛甫此时更关注的是日本扶植汪精卫建立伪政府。10月初，丁文渊与德外交部官员会面，提出由德方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建议，并希望尽快得到答复。⑨10月8日，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维尔曼发表了内部意见，认为德国此时尝试调停中日争端会在日方引起负面效果，应暂不作考虑。⑩丁文渊未得到德方的答复。(11) 9月26日，朱家骅致电丁文渊，就国民政府对各大国应采取的立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朱家骅认为：“英法形势不佳，于我不利。我对德须竭力联络，对英法俄不可伤感情，对美应特别拉拢。请说明德俄接近后日方之反德言论与我抗战之希望，日实力损失无力助德及我战后建设必猛进，中德经济关系愈重要等等，以破坏德日接近，并告德人，现正转好对华关系之良机。”(12)朱家骅提出上述方针的主旨是继续维护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全力抗击日本。朱家骅还向丁文渊透露，国民政府仍有意派自己去德国。(13) 丁文渊于9月29日电复朱家骅，内称：“近来本馆工作确系兄所示方针。……今奉来电，始有遵循。……政府欲兄来，实万幸，惟似应先在此积极准备，俟时机一熟，兄即飞来。现时局转瞬万变，非有全权代表迅速应付不能为功。德已成为生存战争，苟与其战事无速□决不肯为，亲华疏日势不可能。□德尚望日牵制英，恐仅能亲日亦亲华，此即前电陈德欲劝日与我早和者。如局面无新发展，则运输困，经济合作说不足动其心。故兄来，必须携有解决政治经济具体办法。现德外交部长在俄，孙院长能使俄说之，似更有效。”(14)根据丁文渊的分析，德国迅速结束欧洲战争是其改变远东政策的前提，如果战事拖延而国民政府又急于打开对德外交局面，只有尽快派遣全权代表，而且“必须携有解决政治经济具体办法”才能奏效。但此时国民政府已无解决中德关系危机的政治办法，在德国承认伪满洲国之后，中德外交在政治上已陷入困境，即使让孙科请苏联出面劝说也难以奏效。 欧洲战争爆发后，鉴于德国期望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牵制英国，在德日关系更趋密切的背景下，英国在亚洲的进退开始成为一个影响中德双方利害关系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一复杂背景，朱家骅作了原则性的表态，认为对德外交只能从长计议。10月2日，朱家骅在致丁文渊的电报中指出：“德事我应注意，但无从速就，只可为将来树基础，备随时应用。此事务须十分郑重，盖英法失败于我不利。目前，以设法与德接近离间德日为我惟一要图。”(15)在对英政策上朱家骅显然继续持正面的立场，在对德政策上则确定了“离间德日”为实现近期目标的基本方针。朱家骅还提到，欧洲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内部在对德政策上颇有争议，现已平息，而他的德国之行“尚非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