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6-0152-06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控制了上海华界并扶植傀儡政权实行高压统治。在近八年的沦陷岁月里，上海的杂志陆续刊登一些“清谈”“掌故”文章。这一现象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后，更为明显。或许由于“掌故”文章给沦陷区带来了消极“清谈”气，或许因为主要刊载地——《古今》杂志不名誉的背景①，更或许因为部分研究者与汪伪政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往研究这一群人及其“掌故”作品时，往往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②。评价时要么将它们简单地看做是“清谈风月”、“无病呻吟”的消极之作，更多的则是干脆将其打入“汉奸”言论的另册。而对于这些文章究竟研究些什么，作者的生活背景怎样，他们是否仅仅是消极清谈，其中体现了怎样的复杂心理等问题却没有具体而准确的答案。上海沦陷时期涉及谈“掌故”的文章数量很多，仅目前搜集到的就有近百余篇，且大多数发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史料众多，固然能展示历史的全貌，但逐一分析也容易流于空泛。因此，本文希望借助当时热烈讨论的话题——关于《孽海花》与《续孽海花》的人物考察——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其他掌故文章的内容与写作背景，找出作者们“说什么”、“不说什么”背后的原因，总结其特点，以回答上述问题，并就教于方家。 一、对《孽海花》与《续孽海花》的关注 上海沦陷时期，一些文人学者自称“掌故爱好者”，对历史旧事、人物逸闻尤感兴趣，甚至常常从历史角度出发，对同一个文学作品或历史事件展开讨论，抒发自己的感慨。此时较为集中的研究对象，有如李慈铭和他的《越缦堂日记》、沈三白和《浮生六记》等，而其中影响最大、涉及研究者最多的，莫过于从历史角度对清末小说《孽海花》及《续孽海花》的探讨。 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仅仅一年时间，《古今》就连续刊登了十余篇探讨《孽海花》及《续孽海花》的文章，作者有纪果庵、冒鹤亭、瞿兑之、周黎庵、文载道等，其中除瞿兑之身处北京外，其他人都是当时沪、宁地区的文史掌故名家。 《孽海花》是清末人曾朴(1872-1935)所作的长篇小说。曾朴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他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等历史大事，并与部分亲历其中的晚清官员、文士有所往来，这些都成为他创作《孽海花》的生活基础。该书以金雯青、傅彩云（影射洪钧和赛金花）的故事为线索，描写当时官僚、文士的活动，反映了清代同治中期至光绪后叶近三十年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由于作者的经历复杂，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既有一定的真实性又富趣味性，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使该书畅销一时。 抗战时期，曾朴的好友燕谷老人（即张鸿）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续孽海花》一书，主要描绘清末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两大历史事件。1943年底，上海真善美书店将原来在《中和月刊》上连载的《续孽海花》，由瞿兑之校订后，集结成书出版，并由古今出版社代售。《续孽海花》的广告称“手此一编，不啻一部清末稗史也”[1]22，其影响虽没有《孽海花》大，但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关于两书的讨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谈”与“考” 《孽海花》及《续孽海花》两书的人物原型及事迹是研究者们考证、讨论最多的问题。有趣的是，这些文章的标题大都不约而同地带有一个“谈”字，如《〈孽海花〉人物漫谈》[2]、《〈续孽海花〉人物谈》[3]、《〈续孽海花〉人物琐谈》[4]等，其他如《〈孽海花〉人物世家》[5]也可算是“谈”的扩充。这些探讨历史人物的文章无一例外的没有用“考”作标题，这与同时期其他史学文章如《司马相如著述考》[6]、《洪大全考》[7]来说，显然不同。 为什么会有这一差别？我们不妨看看掌故文章里都“谈”了些什么。 纪果庵于1943年7月发表了《〈孽海花〉人物漫谈》一文，是《古今》杂志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 文章首先介绍《孽海花》的主人公金雯青，其人物原型即为清末洪钧。纪果庵对洪钧“因中俄交界图失官”一事，“颇堪同情”。文中引用清人笔记《国闻备乘》中关于洪钧出使俄国的记载：当时洪钧“任兵部侍郎”，“方出使俄国，亦好谈舆地”，俄国“乃诡为一图，悉圈我瓯脱，阑入俄界”。洪钧不了解实际地形情况，“见俄图大喜”，还以为是“海外秘本”，“出重金购之，译以中文，自作跋语，名曰中俄交界图”。俄国遂借机按照地图所标边界出兵侵占中国领土，英国对此有意见，俄国便“旋割帕米尔南疆与英和”。中国的领土被英俄瓜分，却还“不能与争”，“遂丧地七百里”。这一争界事件使洪钧难堪不已，他“闻边事棘，始知受欺，且惧谴，疾益剧，遂卒”。对于野史笔记中记载的这一段往事，纪果庵又引用《清史稿》中的相关记录加以佐证，说明确有其事，并认为《孽海花》中的相关描述“当是事实”。 文章还谈及张謇参加科举的轶事。张謇“文名宿著，翁潘两相国久欲得为门下士”。纪果庵引用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为父作的传记，叙述张謇“屡于会试时误认试卷”的趣事：张謇于“光绪十五年”参加会试，“总裁是潘公，他满意要中我父，哪晓得无端的误中了无锡的孙叔和，当时懊丧得了不得”。第二次会试，“场中又误以陶世风的卷子当作我父的中了陶的会元”。到了第三次会试，“错的越发曲折离奇”，考官满场找寻张謇的试卷，最后却误中了“常州刘可毅的卷子”。纪果庵指出《孽海花》一书中谈到误判刘可毅试卷一事，却把主考官误作潘伯寅，实际上潘伯寅此时已经去世，小说中的描述并不符合事实。而书中大写误判时潘伯寅的“愤恨之状”，纪果庵推测可能是因为当年会试，曾朴“与张同遭误卷之事，或颇有所感而故将刘可毅丑角化邪？”③除上述人物外，该文还结合晚清社会政局的变化，介绍了《孽海花》中其他人物原型如张荫桓、赛金花、吴愙斋、宝竹坡、文廷式及张佩纶等人的经历及趣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