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9)05-0027-11 考察蒙疆政权的形成过程，不能不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因为以德王为首的蒙疆政权主要人物大多是那场自治运动的指导者或参与者。这就首先涉及对于蒙疆政权性质的认识问题。对于蒙疆政权的性质，国内史学界一般是把其规定为抗日战争期间出现的傀儡政权或者是伪政权[1]。认为这种政权的出现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扶植的结果。笔者以为，如果说“满洲国”或者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是属于这类政权的话，那么，蒙疆政权则并不能完全如此定性。因为蒙疆政权肇始于内蒙古自治运动，在一开始这种运动并没有直接与日本发生关系。蒙疆政权的领袖人物德王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对于发动蒙古自治运动的动机他是这样回顾的，因为“自小喜读历史书籍，憧憬成吉思汗的伟业，立志要振兴蒙古”，分析此前历次蒙古自治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清朝的“分旗统治”政策造成了“各旗各自行动的结果，要使反垦和独立运动成功，就必须打破分旗统治，克服各自行动的局面，团结各盟旗，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必须有实行统一指挥的领导者，由此统一意志，才能使运动成功”[2]3-4①。这是德王领导蒙古自治运动的初衷，也可以说是蒙疆政权出现的历史背景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于蒙疆政权及其领袖德王，并不是采取完全与其对立和进行打击的政策而是提出“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中共认为德王对于大汉族主义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与殷汝耕和溥仪不同。所以中共对于蒙疆政权的基本政策就是对于亲日降日的蒙古人要耐心地对其说服劝告，不要轻易以“蒙奸”名义捉杀他们②。另外，从国民政府的态度看，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也没有对蒙疆政权的主要人物进行汉奸审判。对于德王只是让其暂时引退，“徐图未来”。当然蒙疆政权的正式形成和主要发展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在日军扶持下出现的，具有伪政权的性质。可以说蒙疆政权具有国内民族问题和投靠外敌的双重特征。 要全面认识蒙疆政权也必须从日本的角度进行分析。日本为什么要建立蒙疆政权，对于这一问题其他文章已有专门论述，本文从略。但是，本文要强调的是日本扶植蒙疆政权绝不是要支持蒙古“独立建国”，而是出于肢解中国和对苏作战准备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巩固“满洲国”的左翼防线。当日本制造出“满洲国”，进而准备“北进”的时候，关东军最害怕的是将来如果日苏开战，苏军的机械化部队从外蒙南下，占领察哈尔和承德地区，进而占领北京、秦皇岛或者塘沽，这就截断关东军的后路，这是决定战局胜败的关键[3]30。为了巩固这一地区，日军下决心要建立一个由日本指导的、带有蒙古族色彩的地方政权，但是从对华战略的全局（对汪精卫政权）和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考虑，又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按照日本陆军参与蒙疆事务的关键人物片仓衷的想法：在这一地区，“蒙古人的希望所能达到的最大界线就像英联邦内的一个国家的程度，要超越这一点实行完全独立，如果没有出现与外蒙合并的情况那是困难的。但是使用成吉思汗的年号、国旗等是可以的”[4]278-279。战时日本的智囊之一中亚问题研究会在报告书中明确写道：“蒙疆地区是牧农两种社会的过渡地带，两种势力交互消长，流动性很大，依托这个地区而形成的政治势力从来没有出现过，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在这个地区建立独立体制是不适当的。”[5]本文以下从国内民族问题和日本侵华的双重视角，来分析蒙疆政权的形成过程，以此具体揭示这个政权的实质。 一、从内蒙自治运动到蒙古军政府的成立 蒙古军政府是德王在发动蒙古自治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之后，转而与关东军合作所建立的“独立”政权，这个政权已经与国民政府完全脱离关系，可以看做是蒙疆政权的直接前身，也可以说这是蒙疆政权的起点。 蒙疆政权的统治范围主要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对于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民国之后，191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中规定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维持封建王公的统治体制。但是1914年7月，民国政府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行政长官称为都统，下设道，并领有各蒙旗。这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实行双重行政设置的开始。国民党统一北方之后，又于1928年9月宣布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新6省。其目的是使边疆地区与内地一致，“实边”以御外辱。 但是民国时代开始实行的这种同化政策，与清代及其以前的传统的分治、分封和羁縻政策不同，由于移民与开发无法适当控制，逐渐影响到蒙古各阶层的利益，由此爆发了近代内蒙古的抗垦和自治运动。1928年7月，察哈尔部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蒙旗联合自治，11月“蒙古代表团”赴京反对改省。1930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准备正式解决蒙古问题，但是蒙古自治方案最终未得实现。1933年7月和9月，与以往的赴京请愿方式不同，以德王为首的部分蒙古王公以百灵庙为据点，召开会议，从蒙地发出通电，要求自治。这是蒙古自治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即由赴京请愿改为自行发动自治。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日本方面已经开始关注蒙古自治运动，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表示支持蒙古独立，但是没有得到什么响应。 百灵庙自治运动的结果是国民政府同意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蒙政会由蒙古王公组成，这可以说是统一的蒙古地方自治机关，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任委员长，德王虽然是委员，但是由于其年轻肯干，颇有影响力，成为蒙政会的实权人物。但是此后由于韩风林事件、西公旗事件和劈税纠纷等，使得蒙政会没有成为蒙古地方走向自治的桥梁，反而成为德王与国民政府对抗的机构。国民政府在其后重新建立绥境蒙政会，这就意味着已经放弃了百灵庙蒙政会、也就失去了对其的指导权。 德王为了进一步与国民政府对抗，同时在日军特务机关的拉拢下，走上了联日与独立的道路。1935年11月，德王访问“满洲国”，标志着正式开始与日本合作。12月，关东军经由张家口赠给德王步枪5千支、子弹200万发[6]。得到关东军有力支持后，德王便另起炉灶，连蒙政会的招牌都放弃了，建立自己的蒙古政权组织。其这种活动共分三个步骤，即先后建立了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总司令部和蒙古军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