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09）03－0077－06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动，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社会观念变迁的速度是知识分子心态的风向标。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国学大师王国维（字静安）自沉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重大损失。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地位，关于他的死因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各家对王国维自沉之谜见仁见智，争议较大。[1](P1－2，87－178)在民国初年这个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社会文化界，掀起了阵阵波澜。本文试图通过对王国维之死的一种社会学解读，窥见清末民初社会观念急剧变迁时期处于文化震惊中知识分子的一种复杂心态。 一、安身立命之基的内在冲突：对学术与政治双重关切的两难 王国维一生视学术为生命，他的学术观念非常先进，一度对学术充满信心。“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2](P25－27)作为学者，王国维博学慎思，学风严谨，功力深厚，广泛涉猎诸多学科领域，开启了治学理念与治学方法的现代性枢纽，在哲学、文学、史学等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他通晓英、日、德语等外语，最初致力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研究兼及美学和教育学，成为把叔本华、尼采等学说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在文学领域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开创了中国传统戏曲研究之先河；他创立了“二重证据”、“语言比较”和“诗文证史”的方法，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把我国传统的史学考据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尤其是他中年以后的主要成果《观堂集林》和《观堂别集》，涉及古文字、古器物、古音韵、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西北地理等学科，为其史学领域实证性研究之集大成。[3]从哲学到文学到上古文字器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或治学方法的转换，其背后是王国维苦痛的心灵和曲折的心路历程。对于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陈寅恪曾这样高度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4](P219－220)遗憾的是，就在王国维的学术建树正当其时、如日中天之际，他的生命之歌戛然而止，“使假其年，则所诣未必即止于此，是亦世界学术上之不幸也已”。[5](P4－50)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作为学者，王国维主张学术与政治分开，非常重视学术本身的价值，反对学术文化之外的任何功利，不遗余力地追求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然则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解者也。”“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为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6](P1822－1829)无疑，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王国维追求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旅程布满了荆棘，他对现代学术理念的探求常彷徨于歧路。他沉浸着现代意识的苦痛展现于“古典”的写作之中，使得正走向末路的传统“残余”形式留下了一些充满奇特张力的文本。[7]正如陈寅恪在所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P218)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思想复杂的人物，他向来重学术、轻政治，在他心目中，做学问家要强于做政治家，“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9](P1848－1850)然而，学术总又避不开政治，并常常相互缠结在一起。在中国传统社会，通常视学术为政治的附属物，认为学术理所当然应为现实政治和社会服务，否则就没有价值。[10]学术与国家的关系，也向为读书人所关注，视学术为国之生命和己之生命，是读书人的共同心声。学术关乎国家存亡，学人报国救国，首先离不开学术，因为学术乃是国民精神与民族生命所寄托的动力源泉，这正是学人参与政治的最初起点。[11]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让王国维无法独善其身。由于他重大学术成就和讷言少语的性格，人们很容易将他看成是一个纯粹醉心学术研究、并不关心政治的人。其实不然，试读一读他给别人的信，就可以发现，他对国际国内的政治极为关注，且绝不置身度外，总是将自己摆进去，十分热衷。王国维早年很关心时事，戊戌变法时，他的思想倾向于变法一边，变法失败后，海宁士大夫舆论责怪变法的主持者康、梁，王国维甚不以为然；1901－1905年，王国维悉心研究西洋哲学，对政治转而淡漠，他不想步趋康、谭借哲学为置身政界的阶梯；[1](P6－7，67－68)1916年曾供职清廷学部，至辛亥东渡日本，约四年半；1923年，以蒙古升允荐入清宫，任职南书房行走，为清逊帝溥仪师，食五品俸，至1924年冯玉祥逼宫止，约一年半。这样，晚年的王国维又被不自觉地卷入到政治的漩涡之中，并对政治时事表现出真切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