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中，有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即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方面有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特别是国共两党的上层人士是否了解相关情况以及对此有何评论？由于这方面的史料比较分散，过去史学界未能搜集，不甚明了，后便成为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理由之一。本文拟通过分析已经公开的各种史料和新近发现的材料，说明在大屠杀发生后的几个月到一年多的时间内，中方就已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了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并且，从中方的军政要员到前线士官，以及国共两党、社会各界，都用不同方式对这场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愤怒的谴责。其后十年间，以亲历见闻为主的多种著述也陆续出版发行，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揭露了日军的暴行，反映了沦陷时期南京的真实情况。这些史料不仅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派的谬论，而且从一个新的角度上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增添了佐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以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以及《南京事件之总结——否定屠杀的十五个论据》两本书之内容为典型，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各种铁证视而不见，并认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是“捏造的”①；即使面对无法回避的第三方证据，亦以断章取义的手法加以曲解。田中正明在他的所谓“十五个论据”中，曾提出两点他认为是强有力的证据，即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其1938年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提及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②，试图以此来否定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存在。日本右派的理由是：如果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中国政界、舆论和出版传媒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反映？ 历史事实是，在大屠杀发生之后，虽然日方极为严格地封锁消息，中国方面依然利用艰难获取的少部分资料，对发生在南京的日军暴行，在第一时间内进行了揭露和痛斥；国共两党及政治军事界上层人士也已获得了虽不完全但已明确的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消息。这在他们的日记、书信等私人文件中，均有清晰的描述；多位不同身份的幸存者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刊也在暴行发生后期及次年问世，并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这类出版物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通过文章和著述深刻揭露和痛斥日军暴行。可以说，日军的反人类罪行昭然若揭。 一 国民党上层人士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1938年3月29日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代表会议上，参谋总长何应钦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提及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进行的大屠杀，但这并不意味着惨案的不存在。其理由是： 第一，“未提及”与“不存在”之间本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第二，当时日军对南京进行了严密封锁，致使外界对日军攻占南京后的情况并不了解③； 第三，国民政府方面对在日军占领后的南京城内的人员伤亡数字无法进行统计，而且这种统计本身需要大量人力与时间，在情况不明和没有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前，何应钦在报告中未提南京大屠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更可说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伤亡数字的认定是慎重的，也说明后来提出的数字是经过调查后所得，具有可靠性； 第四，面对外国人士对“蒋介石、唐生智等扔下士兵自顾逃脱”的批评，何应钦在临时代表会议上的军事报告中不提屠杀事件，不无回避舆论指责的考虑。④ 何况，在报告进行之时，日军在南京的犯罪仍在持续。 从上述4点理由出发，支撑田中正明“否定论”的“强有力的证据”已经折翼其一了。 其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后不久，包括蒋介石、宋美龄和何应钦本人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在他们的日记、书信等公私文件中都已明确地“提到”了当时发生在南京的这场悲剧。这是有确凿史料记载的。 （一）蒋介石的记载 在南京大屠杀尚在进行时，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就在其日记中写道：“……注意四：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⑤ 同年3月5日，他又在日记中写到：“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这是蒋介石笔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明确记录。⑥ 后来，蒋介石又在1938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⑦ 5月13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⑧ 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极忧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也。”⑨ 这几份日记中所提到的他所见到的日军暴行照片，虽未明言是南京大屠杀照片，但仍能说明蒋介石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愤怒程度，并说明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政领导人的蒋介石，已明确且充分地知道了日军在南京和各地占领区的暴行，并看到了第一手的证据，表达了非常的愤怒，发誓要雪耻！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十分注重揭露日军暴行的宣传工作。他对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下达了“搜集日本侵华战争兽行出版中西文本宣传资料”的手谕，以便“将日军官兵灭绝人道之兽行宣告于世”，此段原文转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