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的重大惨案之一，在其发生之初，即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象征而被中外新闻媒体广为报道。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其进行了专案审理，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犯受到了惩处。与此同时，国共展开了全面内战，结果国民党败退台湾和新中国的成立。国际上，东西方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如此背景下，南京大屠杀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的中心区域。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逐渐白热化，其后又发生了教科书事件，南京大屠杀重新成为新闻舆论的热点。1985年，中国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在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南京大屠杀是如何被记忆和传递的。 一 南京大屠杀在发生之初，即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集中体现而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南京沦陷时，留在城内的《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联社、路透社的几位西方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几天后，他们相继离开南京，迅速对日军的大屠杀暴行进行了报道。其后，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也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上海、武汉等地，为媒体所采用。因此，西方主流媒体对此曾有广泛和翔实的报道。 对处于战争漩涡中的中国而言，日军锋镝所至，生灵涂炭，但很多沦陷区的日军暴行报告多为事后辗转得来，信息相对滞后，有不少语言不详。相比之下，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由于西方主流媒体的广为报道，信息丰富，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由于中国新闻记者不可能到屠杀现场，因此，最初的相关报道几乎全部转自于西方媒体。1938年2月以后，一些劫后余生的军民辗转逃离南京，其亲历见闻才陆续刊登在中国的报刊上。 南京曾是中国的首都，其沦陷后的状况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暴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其恐怖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此，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呈现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过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对外开展国际舆论宣传，争取国际同情；对内开展国民教育，激发民众同仇敌忾、爱国救亡的决心，即成为国民政府宣传工作的重心。国民政府在引导新闻媒体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同时，组织编辑出版了《日寇暴行实录》等相关书籍。此外，还出资组织翻译和出版英国记者田伯烈编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分发给部队官兵和社会团体。 20世纪30、40年代，报纸虽是重要的信息载体，但识字不多的普通民众更多地通过街谈巷议、口耳相传获取信息。战时的难民迁徙和流动极其频繁，进一步扩大了南京大屠杀的传播范围。金陵大学教授陈中凡所作五言长诗《金陵叟》，正是依据一个经历浩劫的南京老人，1939年辗转到达成都后声泪俱下的叙述写成的：“叟从金陵来，为述金陵事。末言先唏嘘，太息更流涕。”老人的叙述，字字心酸，声声血泪。① 湖南流传的一首民谣这样写道：“日寇真可恨，占了东北不停兵，还要占南京”、“南京真可惨，杀人杀了几十万，尸骨堆成山。”② 南京大屠杀是战时中国遭受苦难的一个缩影，成为中国民众战争受害体验的象征。正如汉口《大公报》社评《为匹夫匹妇报仇》中所说：“南京之事，则外侨所传，世界所知，仅此一端，已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万劫不复之罪状，何况南京如此，江南各地实际皆然……凡敌军所到，其凶淫惨杀，都是与南京一样。”③《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更为精辟：“中国人的口号可能有50条。但他们实际上只需要一条就够了，那就是‘牢记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人在南京树立了一个征服的模式，他们随后都是切实地按照这个模式行事的。南京暴行之后，人们对日军随后的任何暴行不再感到惊讶。”④ 抗战胜利后，对战争罪犯的审判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国民政府采取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方针，本着惩处少数人的原则，“对国际国内最重要之日战犯，应予依法审处，以为惩一戒百外，其他普通战犯，宜从宽处理，以示我宽大之态度”。南京大屠杀作为重大案件，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1946年6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向哲浚在法庭的开庭词中指出，针对平民的谋杀和大屠杀、酷刑、强奸、抢劫、抢夺和肆意地摧毁财产等，是“日本战争行为的模式”，“日本军队所犯的这些反人类罪行发生在其所占领的中国的每个省份，时间从1937年—1945年。这些行为的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在中国军队方面的所有抵抗都已经停止，而且城市已经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将军指挥的军队所控制后，暴力和犯罪开始发生，并逐渐减弱地持续了40天。”⑤ 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是对日本战争行为模式的审判，其象征意味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为发动民众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从而推进证据的调查与收集工作，国民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首先，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南京市民的遭遇深表关切，高度重视调查工作。1945年12月18日，在阔别南京长达8年后，蒋介石抵达南京进行短期的巡视，受到了8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国民政府主席行辕秘书处以蒋介石的名义张贴公告，对南京市民所遭受的苦难遭遇深表关切：“余与我革命首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暌隔八年于兹，关怀想念，无时或已。回溯抗战开始，敌人对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势。沦陷期间，敌人于实施大屠杀之余，复利用奸伪蹂躏榨取，奴役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而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更应积极抚慰与救济。”公告号召民众检举、揭发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并目击事实基于正义感而作负责之检举者，余尤乐于接受。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或依惩治汉奸条例从严惩处，以谢同胞，而伸法纪。”⑥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举行了还都南京的仪式，蒋介石在讲话中再次特别提到南京大屠杀：“回想到民国26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首都同胞惨遭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就应该痛定思痛，时时不忘我们八年来在敌人铁蹄下所受的奴隶牛马暗无天日生活。”⑦ 同年6月11日，为配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蒋介石在接见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议长陈裕光等人时，专门敦促该会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罪行，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随后专门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