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望、人缘与地缘

——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省主席为考察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德军,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在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集体行动中,声望、人缘和地缘往往被赋予了降低各方面“交易成本”和打破人际壁垒的政治期望。本文在对大量的中共组织档案资料、政策文件,有关人物的日记书信、文集选集、口述回忆,以及当时的报刊等综合分析后发现,新中国在它成立前后任命各地省(区)主席(主任)时,也尽可能充分地运用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声望、人缘与地缘,以使人民政权的施政意志在新旧鼎革之际更为广泛深入地抵达全国各地。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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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5-0029-11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共领导人对党内外的上层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深浅不一的认识和情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选任省主席时,①他们以此为基础,根据各个区域的具体政局因地制宜、反复掂量权衡,力图使其与各地的山川风俗、价值情感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大体上相溶相合。

      事实上,即使在解放战争由北到南、由东向西,以出人意料的进度连下南京、武汉、西安时,还不能说是彻底打垮了国民党,中共领导人仍面临着不少棘手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在那天摇地动的日子里,那些在地方政治中拥有声望、人缘或者地缘等条件的省主席在领导政府工作时,相对而言更易溶进、深入当地社会,消除横亘在各个方面的“交易成本”和人际壁垒,最大限度地以“大禹治水”而不是“伯鲧治水”的方式因势利导,②稳住复杂动荡的局面,重建新的国家秩序。

      一、 声望:省主席任前最高的组织台阶及其南北差异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省之内仍然活动着组织严密性和倾向性各不相同的政治力量,它们影响着当地的政情局势。国基初定,各地人民政府的省主席须有相当的政治声望,以尽可能争取地方军政要人、缙绅名流形成坚厚的政治共识。

      早在1938年,张闻天就要求,党应该重视“已有威望、有名声的干部”。他甚至强调:这些干部即使“在能力上不完全象我们所希望的,但他能够有威望、有名声,不是没有原因的”。③1949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深感西北地区广阔、民族复杂,但“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因此他主张在“我军占优势”的情况下,“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毛泽东表示:邓宝珊对马步芳的将领均很熟悉,在甘肃“有声望”,可以让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1950年1月8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为省主席。④在那份未鱼电中,毛泽东还指示:“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华东局及粟裕”,请他们也注意研究此项问题,“并应用此项方法于湖南等处⑤。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声望是各地选任省主席时应予贯彻的原则之一。

      一个人的政治声望,尽管蕴涵着由于伦理价值、久经沧桑和非凡成就等集聚、淬砺而成的人格魅力,但是大多来源于其此前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机构中的层级地位。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程潜成为湖南省的政府主席。他曾经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在解放湖南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意识到,如果程潜能够发表反美、反蒋、反桂声明,将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所以,组织层级是政治声望的一种确定形态,而一个人(不仅限于中共党员)的政治声望可能给中共的革命事业带来“很大利益”。⑦

      表一所列的是1949-1950年间中共领导下的省(区)政府主席或行署主任的任前组织级别。从中发现,绝大多数省主席(行署主任)基本上被慎重地从党、政、军组织中同级调任,有些甚至是从更高的层级中选派,几乎没有越级破格躐迁的。民国时期人们多从一个人的“官职”推断和想象其身上的政治力量,⑧那么,如此选调的省主席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多有举足轻重之势,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省主席的政治声望以其此前在党政军中的最高组织台阶来衡量,那么,在他们之间,声望的高低程度存在着相当差异。长江以南各地省主席的声望,从整体上考量,超过长江以北各省区。⑨

      

      (2)未参加比较的5个项目均为长江以北各地(即苏北、绥远、皖北、甘肃和新疆)。其中,甘肃、新疆两省主席任前职官属于国民党方面,苏北、绥远和皖北等地方行政领导的任前级别在长江以北各地的排序中位于最末端。

      在南北的这种政治声望比较中,我们还应考虑到当时革命政权对南方原来的江苏、安徽和四川等省是从行政区划上分而治之;而在北方,1949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将嫩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合江省与松江省合并为松江省,安东省与辽宁省合并为辽东省,辽北省与辽西省合并为辽西省。

      省主席政治声望在南北之间存在的这种区域性差异,与各地由于解放的先后和所处的国际风云,从而导致政治发展形势的不平衡有着相当程度的关系。李维汉曾指出,“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包括两个方面:敌人统治力量的不平衡和革命群众基础的不平衡。”⑩1949年10月前后,长江以南的中国刚刚开始平定或者尚未平定,政治局势相对而言比较复杂混乱。在皖南,“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权威尚未打下去”,保甲人员中罪恶昭著的分子“威风依在”。(11)皖南邻近豫皖苏等老解放区,其情形尚且如此,南部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权势由此不难想见。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残余军政势力大多由北往南总撤退,战争的重心从北方移向南方。渡江战役后,中共高层多数估计敌人防线收缩,将会在华南、西南等地进行战略防守、抵抗反攻,再次出现京沪杭战役中解放军“走到等于胜利”的可能性不太大。在华南、西南之中,据毛泽东等人观察,国民党政府中主张迁都台湾的人数并“不占优势”,因此敌人将会在西南山地,尤其是云南地区负隅顽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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