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并未倾其全力对华作战，而是保留了相当兵力伺机而动。日军具有三个可以选择的战略方向：其一，北进，也就是北上进攻苏联；其二，南进，也就是南下进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其三，西进，此即向西进攻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全力侵华。正因为日军具有三个可供选择的战略方向，苏联与美国所以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其意图就是要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之不能抽身北进或者南进。总括而论，日军在北、南、西三者之间到底如何选择，此即远东国际政治的核心。 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从理论上讲，等于日军放弃了北进企图。反过来，其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日军如果南进，将切断重庆政府经东南亚的出海通道，封闭国际交通；如果西进，则将直接加重抗战压力。从重庆政府的视角看问题，此项条约无疑是苏联方面损人利己，故而强烈不满。 然而，从苏联的立场看问题，日苏条约保障了其东部的安全，从而使苏联能够集中兵力于西部防备德国，避免东西两面对敌。问题在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的政治利益是一致的。因为，苏联居于一个安全的环境，对于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必然产生正面的积极作用。为此，中共迅速表态支持该条约。 日苏在远东的实际交界，具体体现为满蒙交界；既然日苏表示中立，必然涉及满蒙在其中的状态，为此，日苏又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双方承诺互不侵犯满、蒙。所谓互不侵犯，等于变相承认满、蒙。从中国社会舆论的视角看问题，此举无疑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故而群起抵制。 视角与利益的不同，必然产生立场与观点的差异，日苏条约所以在中国引发巨大的政治争议，其根源便在于此。两个外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双边条约，却在中国引起强烈而广泛的争议，纵观整个抗战过程，绝无仅有。 就学术研究而论，日苏协定的全部难点便在于，它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民族问题。任何政治问题一旦与民族问题搅和在一起，历史的评述往往不易下笔，因为，其中的是非往往掺杂太多的情感，不易超脱。《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这样论述：“条约特别宣称：‘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中国政府声明，此条约对中国绝对无效。”②这里的“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也就是说，这段论述完全回避了中共当年的立场与表态。可以设想，作者遇到了一个不易解释的问题。 迄今，有关日苏条约在中国的政治争议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一般论著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或者回避，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本文将以国民党、共产党以及社会舆论三个方面为基点，分别对三方的立场逐一梳理，以此为基础，再将多种对立的问题与观点不加遮拦地摆在一起，从中展开互为联系的、有分析的、视野开阔的综合研究。 本文将着重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政治是现实的，民族情绪可以对政治构成强烈的冲击与影响，但并不构成最终的决定因素。 松冈西行与中国朝野的观察 1941年初，中国政治的焦点集中在皖南事变。尔后，围绕皖南事变的政治解决条件，国共政争转移到二届一次参政会。当参政会临近闭幕之际，一则外电消息将中国朝野的关注点从国共问题转移出来。 3月8日，日本方面宣布，外相松冈洋右将出访苏联、德国和意大利。松冈西行，立即引起中国各方高度关注。 3月1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在历史上，日本外交大臣出国，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其例不多。”此即松冈西行所以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松冈西行的意图，社论判断：“松冈一定要对德提出以下几项问题：一、要南进，德国怎样帮助它解决中国战事？二、要南进，德国怎样帮助它在太平洋上作战？”③社论的要点有两个：其一，判断松冈的主要目的地是德国；其二，判断松冈的主要意图是要求德国帮助解决日军南进的一系列条件。 3月22日，重庆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松冈洋右访问德义，颇为各国所注视……在日本，以现任外务大臣亲自访问友邦，自属创举。若在欧美，则为极寻常事，丝毫不足惊异。惟松冈此行，适在南进声浪最高时候，不免有相当重要性。”社论就松冈意图提出四种可能，均限于日德之间；同时，社论倾向于认为，松冈主要是为观察德国有无战胜英国的把握，从而决定日军是否立即南进。④ 松冈出访苏、德、意三国，其中哪一个是主要目的地，此即判断松冈意图的主要依据。《大公报》与《中央日报》社论均将主要目的地判定为德国，这样，其观察的范围便只能局限于日德之间。这种观察方式，实际上是把松冈的苏联之行视为借道。其实，松冈的目的地恰恰是苏联，出访德意很大程度上是为搅乱视听，掩护访苏。 3月1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判断：“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可能一时恶化。”⑤ 这一回日德之间并未订约。毛电之高明便在于，没有为德意日三国同盟关系所迷惑，不仅提出日苏签约的可能性，并对其后果做出预判。毛的意思是，如果日苏签订政治条约而相互妥协，日军便将南进与英美开战，“大战即发”就是此意；受此影响，国共两党关系与中苏国家关系亦将恶化。 松冈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3月12日由东京启程，经中国东北到莫斯科，再到柏林、罗马，最后，以经苏返国为名，4月7日再抵莫斯科。松冈二度到苏，这一回引起了重庆舆论些许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