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在沿循既往学理路径的基础上，体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在理论与方法上，研究者关注学科对话语境下的史学研究，思考现代史史料的特殊性对治史方法的影响。民国政治史领域，随着新近重要史料的公布，研究者开始重新认识既往似有定谳的某些史实，重视考察时代变迁中政权与社会的互动。中共革命史与现代史研究者的对话领域不断扩大，双方研究理路逐渐趋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者则充分注意到民国时期外交与内政的纠结互动。经济政策和体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而社会史学者则更多关注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的研究。社会思潮和学术史则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此需要说明：首先，“中国现代史”不是一个严格限定的概念，本文所指就时段而言主要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在发展趋势、演进逻辑和时代特征上有着相当的共同性。其次，本文在选取研究成果时以期刊、集刊论文为主，并以论文发表日期为择取时间依据。虽然部分学术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但由于图书在出版周期和撰写体例上的特点，难以说明某一年份的研究趋势。再次，本文是针对内地学术界中国现代史研究状况的分析和思考，限于资料获取的难度，未将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纳入选取范畴。由于笔者水平和认识的局限，难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不确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一 史学理论与方法 针对部分现代史学研究者质疑唯物史观和理论预设的问题，2008年的史学理论研究延续之前对唯物史观的讨论，并延伸思考历史研究是否需要理论，研究者是否应当具有终极关怀等问题。《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组笔谈，相关学者围绕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俞吾金批评了某些史学研究者“只尊重历史事实，绝不会轻易地接受任何一种史学理论，更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倾向，指出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事实，史学研究者无法脱离理论视角来谈论并探讨历史事实。①于沛认为，历史认识不是体验性的感性知识，而是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认识，没有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是不完整的。而唯物史观既是历史认识的指导思想，也是历史认识的方法论基础。②张异宾认为，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对社会存在及其历史过程的绝对复现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历史是社会存在及其方式的结构性延伸。③庞卓恒、吴英和刘方现认为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在“可证伪性”检验过程中会不断地升华。④ 对于中国史研究应当“国际化”还是“中国化”的问题，包伟民认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国际化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方面是盲目套用欧洲历史经验，将根据其经验归纳出来的一些概念与范式不加甄别，机械地套用于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根深蒂固，学者疏于理论归纳，尤其是拙于从学术史的理路来发掘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论题。⑤针对国内史学界对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误读，罗志田认为，“在中国发现历史” 口号的流行，已产生不可忽视的误会，不少人开始较为封闭地考察近代中国。然而“在近代中国，不仅政治，多数文化、思想、学术、生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也都处处可见外来的影响。一句话，如果外来‘冲击’退隐或淡出，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虚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国’”。⑥ 由于现代史史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扩张，有学者注意到这个特殊因素对研究方法的重要影响。桑兵指出在晚近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甚至难以把握边际的情况下，“学人或分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前者轸域自囿，后者隔意附会，使得晚近历史研究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扩大”。并提出当务之急在于解开制约史料利用的连环套，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探究进一步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从而化弊为利，改善和提升研究的格局与水准。⑦ 对于近年来现代史学界出现“眼光向下”的趋向，即由以前关注上层社会、社会精英及政治经济等领域转而热衷于探讨社会下层民众的状态、心理及属性，胡成认为，虽然新的叙述转向与旧的现代性史学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歧异，但进入这一取向并不意味着必然排斥另一取向，学术的发展需要新旧间的碰撞、对话、沟通和整合。⑧章开沅认为“眼光向下”过程中，社会中间层也应该纳入视野，诸如教师、律师等新式专业群体，因为这些专业人士的职业活动与近代社会的国家制度、市场制度、专业知识体系甚至与每一个社会中人的生活密不可分。⑨罗志田认为：“在‘国家’意识和‘国家’力量日益增强的近代，‘社会’受政治的影响实在很大，若言社会就排斥政治，难免也会误入歧途”。⑩ 二 民国政治史研究 中国现代史是以政治发展为主轴展开呈现的，2008年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充分注重对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对重大历史事件与政治变动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对政治结构、政治人物和政治行为的多角度考察。 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生态与派系角力一直是学界兴趣所在。李学智以北京临时参议院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本身既为遵行法律法规、维护法律尊严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亦有未能严格依法行事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光彩记录。(11)汪朝光以南方政权的政治演进和发展线索为中心，探究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护法早期的政治关系和矛盾纠葛，指出孙中山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既协调又矛盾，但始终不能磨合成型为基于共同理想与利益的稳定的政治联盟。(12)岳谦厚和田明考察了1922年北京政府邮资加价而引发的社会风潮，揭示民国初年政权更替频繁和国家权力碎化的政治生态下，中央政府权威遭到多方质疑的窘境。(13)杨天宏考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他认为，段祺瑞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做一番整合，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