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6-0136-07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大事。每当五四周年来临，海峡两岸一般都会办一些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今年也同样如此。在中国大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都照例举办了这样的学术活动。而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也在五四的当天，召开了一天的学术会议。虽然在台湾，前几年由于政局的变幻，从社会到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时有起伏。但今年近史所的会议通知，还是这样开题：“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五四’永远是个说不尽的话题。”①这一“说不尽”的说法，十分真切地展现了现代中国人和中国学人的“五四情结”。 我这里所指的“中国人和中国学人”，泛指所有带中国血统的人士。因为就我的观察，身居海外的华裔学者，也对“五四”的研究情有独钟。②自从周策纵在1960年用英文出版了《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③之后，在华人留学生和华裔学者中，继续从事五四研究的大有人在，直至今天，成为海外研究五四的一支生力军。根据美国的博士论文资料库，自从周策纵在1956年写了博士论文以后，直接以五四为题的博士论文共有20篇，其中华裔人士占14篇。如果再扩大一下搜寻的范围，以“五四”作为关键词来寻找与五四相关的博士论文，则共有144篇。经过粗略统计，在这些论文中，其中华裔人士（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地的留学生）完成的达百分之七十以上。④有如此多的华裔学生选择五四为题来写作博士论文，又与他们的华裔教授有关。在他们退休以前，余英时和林毓生先生都指导了华裔学生完成了有关五四的论文。如余英时的弟子王沉森，其博士论文便以五四名将傅斯年为题，以后又经余先生的推荐，由剑桥大学出版。⑤而林毓生先生的许多华裔弟子，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与五四相关的课题写作他们的博士论文。⑥这些前辈学者的身体力行和推荐指导（余英时先生在近年还运用新发现的史料，发表了不少有关胡适和顾颉刚的论著，在中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此不赘述），显然也促成和助长了华裔学生的五四情结。当然，对于华裔学生来说，由于长年文化教育的浸淫，他们的五四情结似乎也不用老师们特意的培植。 提到华裔人士五四情结的浓厚，则似乎还必须提一下任教圣约翰大学多年的李又宁教授。李教授兴趣广泛，其研究涉猎众多。但毫无疑问，她对五四、特别是胡适研究，情有独钟，投入最多。李教授曾出资成立天外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胡适的丛书，如“胡适与他的朋友”、“胡适与他的家族与家乡”、“胡适与民主人士”、“回忆胡适文集”等。她又在其任主编的《中国的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杂志上，选择翻译出版了这些论著，将胡适研究推向英文学界，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2008年她卸任这一杂志的主编。⑦ 在2003年，美国的《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刊载了一篇有关近年五四研究的评论文章，其作者亦是华裔人士，而所评论的著作，又是四位当今美国中国学界引领风骚的华裔学者：王德威、刘禾、李欧梵和叶文心（有关这篇评论及其所评的著作，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⑧稍为夸张一点说，在现今西方中国学界，五四研究似乎已经成为华裔人士的专利。最新出版的一本胡适的传记，亦是由两位华裔学者撰写的，而且其中文版早在十年以前就已问世，且十分畅销。⑨ 华裔人士对五四研究的热忱，反衬出的却是西方中国学界其他族裔的学者对五四的兴味索然。这一变化，表现出五四运动的重要性在西方中国学界的衰微。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衰微又体现了西方中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解释角度的根本转换，用最新一部研究五四的论文集的口吻来说，那就是要“将五四去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May Fourth)，也即要把五四运动原来在中国现代史中的中心位置，做一弱化的调整，以走出五四范式的制约，因此颇有意味，值得细究。⑩本文将首先试图探讨和解释五四运动研究衰微的原因。其次，本文亦会探究西方中国学界五四研究的新意及其与中文学界的异同。西方学界对五四运动研究兴趣的减弱，始自1970年代，但其原因，与战后西方史学家的整体变化有直接关系。要了解这一变化，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西方史学与中国学在战前、战后的总体变化，这一变化，与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冷战局面的形成、影响与终结，息息相关。 以西方史学的变化而言，二战以后的呈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趋势。首先是史学科学化的加强，其标志是吸收引进社会科学的方法。这一趋势，导致历史研究的方式和方法，都出现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历史研究，以人物、特别是精英人物为中心，认为历史的变迁，与政治家的决策决定、军事家的战略部署和思想家的观念革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历史写作，就十分注重搜寻这些方面的材料（前两者大都保存在政府档案里面），其写作方式，也以叙述为主。而战后的历史研究，引进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就是希望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探讨历史变迁的原因和勾勒其变化态势。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比较注重数据分析，由此来分析社会的结构变化，因此就使得史家的眼光，从精英人士，转移到了社会大众。社会史的兴起，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大量数据的征引和分析，又导致计量史学在1970年代，崛起而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派。(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