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1945年，国民政府的外交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秘密商议的雅尔塔协定，二是8月14日中苏两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者是以条约形式，将前者确认的苏联权益合法化。所谓苏联权益，即是以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作交易，以满足苏联出兵日本的条件。 抗战胜利前后，作为战胜国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将自己部分主权出让给另一战胜国，仿佛重演一战后同是战胜国的中国面临《巴黎和约》的窘况，反映了所谓世界四强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地位方面仍处于“半周边”的尴尬处境。这段历史，也是民国外交史上颇具争议的领域之一。 蒋介石为何愿意接受雅尔塔协定内容，并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以条款形式确定下来？关于这个问题，一般史书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苏联和美国逼迫下的无奈选择，二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① 前者是当时国际背景下“大国外交”的结果，后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作为一般说法，这两个理由也不无道理，但作为史论，则未免流于简单化，尤其后者，有过度意识形态化之嫌疑，更重要的是它还遮蔽了历史的另一面。 如果说是蒋介石“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的话，那么，有几个因素我们不能不察：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的最初态度如何？蒋介石最看重的是斯大林这一许诺，还是其他问题？在中苏问题交涉上，蒋介石的立场以及他采取了什么相应对策？ 世人看重结果，惟达至结果的过程，更值得史家探究，毕竟史实比定论更重要。本文尽可能避开宏大叙事，着重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以蒋介石日记以及相关史料为依据，考察蒋介石对待雅尔塔协定的思想言行。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也许更能说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在对以上问题作答的同时，本文也试图对蒋介石的应对策略作一延伸性探讨。 二、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的最初反应 说蒋介石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为蒋介石以此条件出让国家主权，是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②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他所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③ 二为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政权而放弃意识形态的同道者延安共产党，即是以意识形态的“红利”作为交易筹码。 何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体现了国家性质，亦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非最重要部分。按照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的排序，美国国家利益分为四大类：一是国土防御，二是经济繁荣，三是世界秩序，四是价值观念。④意识形态属价值观念。除了第三类，这一排序也大致适合其他现代国家。 雅尔塔协定中关涉中国利益的内容是什么？即苏联出兵的价码指什么？ 雅尔塔会议也称美苏英三国首脑峰会，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这是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利益分配问题的秘密会议，会议中关涉中国利益部分，实质就是苏联提出的出兵条件。此时，盟军在东西战场展开最后的总攻击。 对于斯大林来说，苏联对宿敌日本出兵是迟早之事，“日本是俄国历史上的敌人，俄国必须最终击败它”。这是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以及在访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由衷之言。⑤早在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明确答应击败希特勒后2～3个月内，苏联对日作战，这也是美、英、中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期望，但斯大林对参战条件语焉不详。直到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斯大林胜券在握。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拥有十足筹码的斯大林终于抓住时机适时地轧上一脚，亮出对日作战底牌。美国约翰·托兰评论说：“俄国人受贿去做一件他们本来非常想做的事情。”⑥ 由于中方代表没有参加会议，对苏联心存戒心的蒋介石预料斯大林在出兵条件上会大开狮子口，从而对中国造成不利。参与分析各路情报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陶希圣根据以往经验，认为“苏俄参战，必将勒索重大条件。这种条件必将以我们中国的土地和利权为牺牲品”。⑦这正是蒋介石所担心的。 蒋的担心不无道理。早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的1944年10月，顾维钧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获知即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的部分内容是苏军参战涉及“旅顺不冻港”。警觉的蒋介石立即要求顾维钧尽快查明俄提及旅顺“用意何在”？ 蒋介石密切关注雅尔塔会议进程。1945年2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无不担心地写道：“今日见罗、邱、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以牺牲我乎？”⑧蒋介石预感不妙，但对罗斯福仍抱有一贯的信任和期待。蒋在2月12日日记里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⑨ 蒋认为罗斯福不会对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坐视不理。蒋介石在2月第二周的“反省录”中再次流露这一心态：“惟此会对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⑩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得知雅尔塔会议真相后，对罗斯福评价一落告千丈，“其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或者随之消灭乎？惟天佑之”。(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