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目前，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已渐趋理性。回顾李大钊研究的学术史，过去是研究在先，资料积累滞后，存在科学性不够等明显弱点。1980年代以来，李大钊研究出现了回归考据学的趋势，进入21世纪，这一趋势愈加明显，并带有一定的转型色彩。所谓“回归”，系指回归考据学；所谓“转型”，则指研究范式的转型。同时，研究范式转型对李大钊研究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比如文本研究等在李大钊研究中都有所运用。为了有效展示“回归”与“转型”之后李大钊研究的实态，我们特将近来对李大钊思想中某些值得再探讨的问题拿出来重新考量，向学术界同人请教。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三篇论文仅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其中，《李大钊：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多元特征与发展脉络》，主要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特征，即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以及李大钊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思想发展的脉络，并努力把这一研究建立在考据学的基础之上。《李大钊个性解放思想解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的“个性解放”思想作了深入探讨，把个性解放与专制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出李大钊对个性解放问题的认识远远超越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想主旨与内涵。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20周年，谨以此专题文章作为对李大钊的最好纪念。 事实上，李大钊曾对“个性解放”问题作过较深思考，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对“个性解放”的认识亦不断深化和成熟。 关于李大钊思想研究，近年来成果颇丰。特别是对其民主思想、“民彝”思想、妇女解放思想等挖掘较深，但从个性解放角度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本文试图就李大钊对“个性解放”与专制和民主的关系、与自由的关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与社会解放的关系等作一考察，以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李大钊的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同时，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坚持和做到“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个性解放与民主主义、专制主义 从历史发展来看，个性解放既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并与封建专制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李大钊将英文“Democracy”一词翻译成唯民主义、平民主义、民主主义，或直译为“德谟克拉西”。他在阐明个性解放与民主的关系时强调：“德谟克拉西，原是要给个性以自由发展底机会；从前的君主制度，由一个专制压迫民众，决不能发展民众各自的个性，而给以自由。惟有德谟克拉西的制度，才能使个性自由发展”[1](P676)。反之，“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1](P677)。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个性解放既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又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李大钊认为，现代民主精神的内涵，“就是大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在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1](P164)。并进一步指出：“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1](P45)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凭借武力，始则专制，继则称帝，民主共和，空有其名，官僚政客勾结军阀，结党营私。民国初的这一社会现状让李大钊深感失望，于是，他将批判锋芒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民彝与政治》一文可以说是他批判袁世凯封建复古主义的战斗檄文。然而，“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其内涵和外延虽然是比较丰富和复杂的，它并不限于对袁世凯的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但是，应该看到，对于袁世凯封建主义的批判，却确实是它最主要的内容，是它内容的最基本部分。”[2](P318)李大钊严厉批判了袁世凯的英雄主义观。英雄史观在袁世凯窃国复辟的过程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袁世凯亦曾一度被国人看作是“华盛顿”、“拿破伦”式的英雄。李大钊认为，英雄主义是专制之源，并指出：“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3](P352)。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李大钊更是给予了无情鞭挞，“两三年前，吾民脑中之神武人物，曾几何时，人人倾心之华、拿，忽变而为人人切齿之操、莽，袒裼裸裎，以暴其魑魅魍魉之形于世，掩无可掩，饰无可饰”[3](p348)。并大声呼吁：“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3](P358) 李大钊认为，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有助于打破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实现真正的个性解放。他看到了“东人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牺牲自我(Self-sacrifice or Self-negation)”，“而暗合其牺牲自我之心理，结果适以助强有力者之张目，驯至权利、人权、财产、生命、真理、正义之信仰，乃无往而不可以牺牲”[1](P33)。正因为看到了封建文化对国人个性的压抑，致使“个性灭却”[1](P41)，因此他大声疾呼：“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之束制。”[3](P435)他把孔子、儒学与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尤其是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联系起来，揭露其实质，并从其障弊“民彝”，阻碍民主共和政治的实质角度，对孔子和儒学作了整体性批判。当然，对于孔学，他并非一棒子打死，而是从现代社会文明的角度，予以重新估计孔学的价值。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其思想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因而，李大钊首先肯定：“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P454)。进而指出：“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3](P454)。但是，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孔子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有的甚至成为新思想发展的障碍，因而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社会的新道德理念有诸多不相适应。李大钊清楚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他指出：“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1](P434)“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P435)李大钊认为，在个人隶属于国家与家族和个性遭到压抑的前提之下，在封建纲常名教之下，所谓的“修身”不但不能解放个人，反而会使个性受到更大压抑。“我们觉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法，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友好、同情、爱慕的东西。”[1](P475)既然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那么，要实现民主，实现个性解放，就必须打破宗法家族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