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目前，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已渐趋理性。回顾李大钊研究的学术史，过去是研究在先，资料积累滞后，存在科学性不够等明显弱点。1980年代以来，李大钊研究出现了回归考据学的趋势，进入21世纪，这一趋势愈加明显，并带有一定的转型色彩。所谓“回归”，系指回归考据学；所谓“转型”，则指研究范式的转型。同时，研究范式转型对李大钊研究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比如文本研究等在李大钊研究中都有所运用。为了有效展示“回归”与“转型”之后李大钊研究的实态，我们特将近来对李大钊思想中某些值得再探讨的问题拿出来重新考量，向学术界同人请教。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三篇论文仅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其中，《李大钊：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多元特征与发展脉络》，主要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特征，即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以及李大钊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思想发展的脉络，并努力把这一研究建立在考据学的基础之上。《李大钊个性解放思想解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的“个性解放”思想作了深入探讨，把个性解放与专制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出李大钊对个性解放问题的认识远远超越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想主旨与内涵。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20周年，谨以此专题文章作为对李大钊的最好纪念。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李大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他跨越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思想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本文所说的李大钊的早期思想，是指辛亥革命至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这一时期的思想，具体时间是指1911年10月至1917年。这是李大钊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不懈努力和艰难探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在李大钊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现，具体到其思想上就是呈现出多元特征并形成各自的发展脉络。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二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接触与思考；三是对“调和”思想的系统阐发。 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使李大钊感到莫大的欢欣与鼓舞。1912年6月，中华民国成立才半年，仍在求学中的李大钊就写下了《隐忧篇》一文，积极为中华民国的建设建言献策。《隐忧篇》是目前所见李大钊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它寄托了李大钊对民国未来的殷殷情怀。文章开篇点明：“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同时也表明他对民国政府成立“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的担忧[1](P601)。具体来说，李大钊所担忧的是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与才难等问题，隐忧的则是党私、省私和匪氛。针对这些隐忧，李大钊凭着自己的学识对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提出了批评，即所谓“除意见”，去“党私”、“省私”。如果说“除意见”、去“党私”是对所有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1](P602)的批评，那么，去“省私”所批评的对象则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革命军兴，各省以次脱离满清羁绊，宣告独立，自举为都督，此不过一时革命行军之计画”，但事实上这些都督“宁可省自私之”[1](P602)。在这里，李大钊隐隐约约地表现出了拥护袁世凯作为国家元首的思想倾向。 1913年6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此后直到1917年，李大钊在思想上进入了一个独立思考的新时期，经历了种种痛苦地思索，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而又十分重要的思想观点。这个时期，他一方面广泛接触各种思想观点，时有吸收或阐发，故而其思想既丰富又复杂；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表现出自主性和与时俱进的突出特点。在民国初年纷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大钊始终保持独立的个性，他既未投靠袁世凯、段祺瑞，又没有靠近孙中山、国民党，更没有情绪化地追随对其有知遇之恩的汤化龙、孙洪伊、章士钊等，而是从学理出发，不断地进行独立思考。具体而言，这个时期，李大钊已经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其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一）对当局者尤其是对袁世凯和段祺瑞认识的变化 1913年8月，袁世凯杀害陈翼龙、解散中国社会党，李大钊偕郭须静被迫回乡避难。随着袁世凯对社会党的镇压，特别是袁世凯企图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进而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李大钊开始由积极拥护袁世凯逐渐转变为逆袁，并公开发表文章委婉地予以批评，积极进言。在《言治》第5期①上李大钊发表了《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和《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二文，认为宪法不同于一般的法律、法规，主张大总统应该在宪法赋予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等。面对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白坚武兴高采烈地发表文章欢送国民党出京都，而李大钊则能冷静面对，他针对前一阶段国会在运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撰写《欧洲各国选举制考》和《各国议员俸给考》，指出：“今国会虽告中殇，而民国若存，国会终有复活之一日”[1](P648)，并对中华民国以及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充满信心。1915年1月，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向中国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是年5月，袁世凯竟然答应除第五项要求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是年2月和6月，李大钊愤然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和《国民之薪胆》，沉痛总结了甲午战争以来外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事实，揭露《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1915年8月，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对袁世凯外籍顾问鼓吹中国实现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的谬论给予无情的揭露、驳斥和批判。1916年1月底，李大钊不顾个人学业，毅然回到上海参加反袁斗争，但他尚未返回日本就被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借口除名。像当时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李大钊在思想上也有一个从拥护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的转变过程，他的拥袁、反袁都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追求。后来，在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他一时未能看清段祺瑞借参战扩张个人势力的阴谋，还曾一度支持段祺瑞的参战主张，认为参战可以为中国在国际上争得地位，事实上也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追求。张勋复辟事件的发生使李大钊进一步看清了段祺瑞等封建军阀的本质，并对他们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对袁世凯和段祺瑞认识的转变，是李大钊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和重要环节，这一转变标志着他最终成为一个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斗士。反袁斗争的实践，促使李大钊从思想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他陆续撰写文章，提出了民彝思想、青春观等独到的思想见解，同时广泛接触其他学说，比如调和思想、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更为重要的是，在看清了段祺瑞等封建军阀本质的同时，李大钊对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逐渐产生了怀疑，并于中西文化论战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产生重要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