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6-0085-13 ［收稿日期］2009-09-18 [主持人语]目前，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已渐趋理性。回顾李大钊研究的学术史，过去是研究在先，资料积累滞后，存在科学性不够等明显弱点。1980年代以来，李大钊研究出现了回归考据学的趋势，进入21世纪，这一趋势愈加明显，并带有一定的转型色彩。所谓“回归”，系指回归考据学；所谓“转型”，则指研究范式的转型。同时，研究范式转型对李大钊研究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比如文本研究等在李大钊研究中都有所运用。为了有效展示“回归”与“转型”之后李大钊研究的实态，我们特将近来对李大钊思想中某些值得再探讨的问题拿出来重新考量，向学术界同人请教。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三篇论文仅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其中，《李大钊：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多元特征与发展脉络》，主要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特征，即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以及李大钊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思想发展的脉络，并努力把这一研究建立在考据学的基础之上。《李大钊个性解放思想解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的“个性解放”思想作了深入探讨，把个性解放与专制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出李大钊对个性解放问题的认识远远超越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想主旨与内涵。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20周年，谨以此专题文章作为对李大钊的最好纪念。 学术界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目前仍存有一些薄弱环节，如李大钊立志救国救民，“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起点问题，即李大钊“矢志”于何时？他是如何从拥护立宪转变为拥护革命的？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关于李大钊“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起点问题 根据李大钊自述，他产生救国救民的思想、立志走上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革命道路，应该是在永平府中学堂学习期间。他说：“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1](P719)，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中国古代男孩儿成童时束发为髻，束发即成童的代称。有关成童的年龄说法不一，一般指十五岁。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大钊到永平府中学堂学习时，恰好是在他即将满十五周岁之时。 除李大钊的上述自述外，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一条口碑资料，即李大钊在十四岁那年的腊月，课余和同学议论清政府准备实行“新政”一事时，黄宝琳老师借机介绍了太平天国的故事，及其颁布《资政新篇》实行“新政”的情况。李大钊听说后很感兴趣，当即表示：“老师：洪秀全的许多主张都很好吗？为啥还说他是‘造反’呢？”“我长大就效法洪秀全。”[2](P20)也有的说，李大钊曾认真地表示：“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3](P5)笔者认为，这条口碑资料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李大钊“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句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毫无疑问，比李大钊晚去世十一年的黄宝琳，在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自己教过李大钊，而从他曾经向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孩子讲过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的故事来看，他和李大钊等人说过有关洪秀全或太平天国的故事，也很正常。这自然会促使李大钊面对“国势之危迫”、“国势之陵夷不振”，进一步思考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因而有可能萌发“长大就效法洪秀全”的想法，此为李大钊产生“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思想的基础，二者在时间上具有紧密的连续性，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同时也符合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内在轨迹。这条口碑资料似乎有“升华”乃至“神化”李大钊思想的嫌疑，但是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二者可以互为补充、互为印证。因而，笔者认为，应该承认这条口碑资料有一定史料价值。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李大钊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有无可能确立救国救民的志向或产生以往人们所说的“革命思想”呢？也就是李大钊自述的“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最早时间会不会是指八岁或稍微靠后的时候呢？因为，关于成童的年龄，还有八岁一说。而现存的一件文物，据说是李大钊手抄的《重译富国策》[4]，其时间在九岁时，和成童年龄的另外一说八岁，大体也吻合。李大钊手抄的《重译富国策》如果确实像一些人所说的是真品，那么，则可以说明李大钊在九岁左右就开始有意识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文化思想了，而这种有意识的学习和抄写，应该说是“矢志”的体现之一，这样李大钊“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最早时间就应该定在这个时候[5](P51)。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手抄本的《重译富国策》究竟是否为李大钊手抄，疑点颇多，应特别慎重对待。 “富国策”，最初是在华传教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在北京同文馆所开设的课程名称，即现在的“经济学”课程；其教材选自英国经济学家亨利·福西特(H.Fawcett,1833-1884)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出版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今译《政治经济学教本》、《政治经济学指南》）。不久，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即以《富国策》为译名，由同文馆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此为中国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之始。《富国策》一书在清士大夫中流传颇广，后来重印、重版多次，如日本排印本、美华印书馆本、益智书会本、实学新编本等。此外，《尚贤堂月报》、《无锡白话报》等报纸亦摘要连载。另外，根据有关资料，还有其他人的经济学书籍，译名有的也是《富国策》。 其中，陈炽的《重译富国策》为福塞德《政治经济学提要》一书的节译，最初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刊登于《时务报》。陈炽在《叙》中将原作者误说成是“斯密德”（即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名著《原富》，严复翻译，清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即1901年和1902年分卷出版），并以为自己与其他人翻译的《富国策》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富》）。 署名“李大钊书写并叙”的《重译富国策》，实际上应该是陈炽的《重译富国策》。该件原由书法家林恒非收藏，后藏中国革命博物馆，现藏国家博物馆。封面左侧有18厘米×2.5厘米的白纸贴条，贴条上用隶书书写“《重译富国策》”字样，右侧下有“李大钊书写并叙”字样。叙文第一页写着“光绪戊戌八月一日”，叙文末第三页书写“光绪戊戌八月一日抄”下署名“李大钊”。共有68页，约1.3万字，系抄录《富国策》的序言及卷一、卷二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