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5-0019-06 陈独秀投身于革命活动的时间很早，甚至从他小时候对科举制度的厌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的叛逆态度，就显示出了几分“革命”的性格。像当时许多追求救国真理的革命志士一样，陈独秀于1901年东渡日本。在那里他不仅接受了西方思潮的洗礼，而且接触了孙中山等革命家，从而使其与生俱来的革命性更加激情澎湃。但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陈独秀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他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相比，早年创建岳王会这一反清革命组织，从而使安徽沿长江流域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则很值得今人了解。可惜，由于陈独秀与岳王会的创建这一段历史的档案资料缺乏、研究成果不多，一般人对这段历史不是很了解，因而影响了对早期陈独秀的认识与评价。本文试图作一较全面的叙述与评论，并请方家批评指正①。 对暗杀活动的反省，终于放弃“个人浪漫”的革命方式 一般了解陈独秀的人，恐怕不会把印象中书生气十足的他与暗杀组织联系起来。但是，陈独秀后来进行“科学的革命运动”，即发动民众、组织革命团体的思想萌芽，则源于其参加暗杀活动的教训，使他认识到“个人浪漫”式的暗杀活动并不能救国，从而亲手创建了岳王会。 1903年～1904年间，陈独秀的反清爱国行动表现主要是奔忙于文字宣传与讲演鼓动，用心在国民的思想启蒙与爱国意识的培养。1903年5月，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的拒俄讲演曾经轰动一时，也使陈独秀成为“乱党”遭清政府通缉。这种“文斗”的遭遇，使很多像陈独秀一样急切希望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志士想到极端的革命途径——暗杀。在当时的革命者中间，这种思潮是比较盛行的，其原因有“文斗”不成的刺激，同时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如受西方无政府主义及俄国虚无党的影响，20世纪初的反清志士们鼓吹“牺牲一身，以除巨蠹，此仁人君子大丈夫之所为。”因此，他们身体力行，把暗杀作为一剂非常革命的良药引进中国，称暗杀是为了“种族之思，祖国之念，为民请命，而宏大汉之声”，期待暗杀活动能引起中国革命的高潮。陈独秀也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而投身于暗杀活动中。 1904年7月31日，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而以“暗杀”为重头工作。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云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1](P68)。因1903年秋冬陈独秀与章士钊在一起办了3个月的《国民日日报》，两人已成莫逆之交，因而章士钊“写信招”陈独秀来上海参与暗杀工作。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1](P69)，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成了暗杀团的秘密机关[2]。陈独秀一到上海，杨笃生等人就与其进行了一次密谈，当即决定发展其为暗杀团成员，随后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暗杀团。据蔡元培叙述，参加暗杀团有极严密的入会形式：“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3]对于自己参加暗杀团的过程，陈独秀晚年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忆：“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4] 同年10月下旬，华兴会黄兴预谋在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在长沙发动的起义因泄密流产，黄兴等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策划再次起义。11月19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果，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行踪，暗杀团所在地上海余庆里被查抄，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与之有联系的一些革命志士，只好暂时躲避起来，上海的暗杀活动也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1个多月后也返回芜湖[1](P69)。 陈独秀在暗杀团里直接参与的暗杀活动是1905年吴樾在北京炸清廷五大臣。陈独秀等鉴于当时国人思想麻痹，轻信清廷预备立宪的骗局，遂想利用炸弹“震动已死的人心，唤醒同胞的弥天大梦”，任务由革命志士吴樾（1878-1905，安徽桐城人，字孟侠）承担。吴樾于1903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尤得力于陈仲甫、潘赞化等先生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革命的志趣益坚。”[5]因此，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吴樾赴京行刺清五大臣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6]。吴樾离开芜湖时，把自己的《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等著作交友人张啸岑保存，并表示如事败，“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5]。 是年9月25日，吴樾怀炸弹潜入车站，并登上清五大臣乘坐的专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当场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1](P70)。遇炸的消息传到安徽，陈独秀立即致函在保定的张啸岑探询：“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5]。其焦虑关切之心，溢于言表。吴樾在行动前留存在张啸岑处的《暗杀时代自序》、《意见书》等著作，都遵烈士嘱咐转交给陈独秀[7]，后陈独秀又将烈士遗物寄往上海。1911年春，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深切悼念吴樾烈士：“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王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8]。可见，陈独秀对吴樾的深厚感情。 辛亥革命后，安徽革命者为追念包括吴樾在内的九位皖籍烈士，由陈独秀发起集英灵遗骸合葬于安庆西门外平山头，由柏文蔚书石以记烈士勋业，并获孙中山手书“皖江九烈士墓碑”的殊荣[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