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6-0131-11 五四时期上海文化界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日益频繁，形式上也变得越来越直接。一些西方学者来华讲演，往往选择江浙地区和上海作为他们的第一站。1919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受到蔡元培等人以北大、尚志学会、江苏教育会名义的邀请来华讲学，于同年4月30日偕夫人艾丽丝(Alice Chipman)及女儿罗茜(Lucy Dewey)从日本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到码头迎接，并送他们到沧州别墅居住。此后，杜威在中国各地住了26个月，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做了大小演讲200多次。①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启蒙的强调，与整个五四新文化对改变传统的追求，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杜威的思想被中国学者作为西方新术得到认同，并非奇怪。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杜威哲学的影响，“既有消极方面的，如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拒，宣扬社会改良；也有积极方面的，如实用主义所主张的试验的方法，新教育思想以及提倡民主的精神，因为这一方面带有强调反教条主义、反思辨哲学的倾向，体现了美国创业时期形成的求实与创新精神。从中可以领会到那种重视开拓、进取心、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这和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是一致的。”[1] 以往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论著，谈得较多的都是杜威的北京之行，其实江浙地区和上海一直是杜威进行演讲和活动的重要地区，笔者在王颖《杜威教育学派与中国教育》附录二“杜威在华讲演目录”所提供的资料之基础上，统计出杜威在华讲演有确切记录的共计120次，而有57次在江浙地区，占全部讲演数量的47.5%；而其大部分的关于教育的讲演都是在江浙地区进行的，且杜威的多部演讲集和杜威著作是在上海出版的。美国学者巴瑞·克纳(Barry Keenan)在《杜威在华实验：教育改革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力量》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了杜威思想之所以在华广泛传播，乃有其中国本土的思想基础。然而，他同样没有注意到杜威思想传播与影响的区域性问题。② 清代以来学者论学，多讲究地域与学术流派的关系。但是近来研究西学传播的论著，在涉及西学传播及其影响方面，似乎对地域与西学的关系又很少加以注意。现代西学输入和影响有无地域的差别，这种地域关系在西学传播过程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觉得是值得加以专门讨论的。事实上，杜威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存在着某种地域性，这一点恰恰多为研究者所忽略。本文拟从杜威在江浙地区的讲演切入，讨论江浙“杜威热”与江浙地区杜威教育学派的关系。 一、杜威在江浙地区与上海的演讲 杜威来华讲演并非事先有一个严密的计划，起初杜威只是到日本演讲后转道中国游览一番名山胜水，演讲仅仅是附带的事情。1919年4月30日杜威到达上海受到了知识界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5月1日《民国日报》专门做了报道。1919年5月3日至4日，杜威首先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平民主义的教育”。5月3日，杜威尚未抵达会场，那里就早已人头攒动。会场上还分发了杜威的小传。这样热闹的场面在上海，甚至整个中国都是少见的。③杜威在演讲中讨论了平民主义和教育的关系，由蒋梦麟翻译、潘公展笔述。杜威认为，平民主义教育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发展个性的知能。从前教育重记忆力，不重思想力，所以教授的方法全用灌注的手段，是埋没个性的。个性就是要把个人所有的特性各个发展出来，所以注重个性的教育所养成的人才，是主动、独立的，是能思考的，是活泼的，有创造力有判断力的，不是被动、依赖，不是拘束、因循、有惰性的。二是养成共业的习惯。人人须共同作业。共同作业的原理是，一个团体里头的各个分子都要同时做事，做事的效果要使各个分子同时都享受利益。这个原理应用到学校方面去，那么学校里的事情，不单是校长做的，也不单是校长受益的，也不单是教职员受益的，也不单是学生受益的，要使得学校里全体的人都受益处。[2]5月4日杜威在省教育会继续讲演“平民主义之教育”，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周由廑撰文称：“五月三、四两日，博士在上海江苏省演说，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两日演说之辞，已见中西各报，远方人士，有不及亲聆博士言论者，但读五月四、五两日各日报，自能窥见博士来华后之言论。”[3] 1919年5月5日杜威应浙江教育会代表邀请，去杭州讲演，计划住四五日，当日抵达后由蒋梦麟陪同，在杭州游玩。5月7日他在浙江教育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真谛”，由郑宗海任翻译。[4]讲演表达了杜威对于当时贵族式传统教育的不满，主张平民教育、自由教育。他在演讲中认为，教育程序有两个方面，一是心理的，一是群体的（或社会生活的），两者应并重不偏，尤以心理的方面是基础。按照他的理论：“学校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并非未来生活的预备。”这在教育思想上是一大进步。他抨击当时欧美教育失败的一个原因，在于学校忽略了“学校是团体生活的一种”的准则。他说：“学校科目之中心，不在理科，不在文学，不在历史，不在地理，而在儿童一己之群体的或社会的事业。”④5月8日杜威夫人在浙江省教育会讲演了“女子教育新义”，由张天祚翻译。
